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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龙归故里（第2页）

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法院，审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犯人，算是有人背锅了，但也只是受到了轻微惩罚，并没有严惩罪魁祸首，包括军衔高的军官。他们逃过了所有的惩罚。政府甚至允许他们私吞盗挖的“战利品”。后来，许多珍宝散布到世界各地。国民政府曾郑重承诺，要对皇陵提供足够的保护。皇帝期盼着政府的一句道歉或忏悔的言辞，但结果也是空等一场。拥有无上权力的国民党或南京政府没有任何悲哀或内疚的迹象。

皇帝是一个宽容的人，他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包括威胁、羞辱、违背信义等，但他不能原谅对祖先的不敬行为。皇帝对那些动乱中领导者的态度改变了，他再也不能隐忍了。他从未想过参与东北的独立，也没有想过回到祖先沉睡的地方。他对这个中国还抱有希望，期盼情况有所改观。但他失望了，我再次见到皇帝时便发现了他的改变。他似乎听到了那些蒙羞的先祖的哭诉，他们劝导他离开这里，回到满族最初建国的地方，那里曾是他们的领土。

另外，华北地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北伐军捷报连连。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主控权被张作霖把持。然而，张作霖徒有其表，他领导的军队并非团结一致。可以说，张作霖的部队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但他仍然忧心自身安危，怀疑有人会趁他与南方部队对抗时偷袭他。对此，他的感觉是正确的。张作霖看到企图占领中国的计划完全落败，无奈之下便带领军队回到东北。在撤回沈阳的途中，张作霖遇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被炸死了。从此，这位经历人生几番波折的将领彻底长眠。不过，我们无法探知其中的内幕。

有人预料张作霖的死会让东北出现动乱。不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才将死讯公布出来。当时的东北，除了名义之外，张作霖行使着比大多数君主们大得多的权力，他们并非真正听从于民国政府。所以，张学良继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仗还没打民国政府就占领了北京，许多官员逃走了，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顾维钧。南京政府的一份逮捕令上有包括顾维钧在内的十几个安福系人员，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势。7月21日，从天津乘船离开的顾维钧来到了威海卫。他之前也曾为躲避政治对手的追捕到过威海卫避难。此次，他停留的时间略长，有5个月之久。12月，他从威海卫出发前往欧洲，之后的几个月一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不久，他又取道加拿大直接到了东北，并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特别礼遇，在东北住了很久。张学良也调整了政策，开始承认国民党以及南京政府的地位。南京政府采取一些行动作为答谢，撤销了对顾维钧博士的逮捕令，并将之前没收的资产归还给了他。之后，顾维钧再次在政府任职。1932年，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前往东北。

就在举行威海卫交接仪式之前的两周，我到天津和皇帝辞别，因为我即将离开中国，而是否能再见面，还是未知数。我们讨论了未来的可能性，他给了我一些理由，让我相信皇帝将很快终结在天津长期的流亡生活。

1930年9月15日清晨，皇帝来到我所住的旅馆为我送行，一直等到我要去登船，他方才离开。我们一起坐车去了码头。他坐在我的船舱里，直到最后一刻才下船。在轮船顺流而下之前，掉头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这段时间，皇帝就座在码头上的汽车中，直到轮船消失在视线中。

皇帝送给我一把扇子。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扇子上有他抄录的两首离别古诗，我粗略地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原文如下：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复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

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

1930年10月1日，我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的归还仪式。自1898年以来，这片人口接近20万、面积差不多有两个怀特岛面积的领土，一直由一名向英国殖民大臣负责的行政长官统治。这片领土现在归还中国，而这片领土的人们第一次被移交给中华民国管辖，因为当它被租借给英国时，中国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

交接仪式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英国。我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即便能再度返回，也不知是何时。让人意外的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后，我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行一方面是与“庚子赔款”有关的公事；另一方面，是作为英国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当时，两年一次的会议在中国召开。

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几天，我正在国外旅行，乘坐的轮船刚抵达日本。我接下来赶往中国，几乎一到上海就坐火车赶往了天津。10月7日，我到达了天津，皇帝的一名侍从来车站接我。皇帝一直期盼着我的到来。当时的天津，皇帝即将前往东北的谣言四起。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实之词。我和皇帝一起度过了两天时光，得到了一些信息，这使我能够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郑孝胥证实了皇帝本人给我提供的信息。那天晚上，我俩都应邀赴宴，郑垂、陈宝琛和徐良也在场。这很容易理解，餐桌上只有唯一一个话题。

溥仪送给庄士敦的扇子

8日，我去了北平。在那里，我遇到了张学良将军。他身为军阀被日本驱逐出了东北。我这才得知，他已经听说我在天津拜访过皇帝，显而易见，他很是焦虑，想从我这里打探皇帝可能采取的行动。不过，我守口如瓶。在北平逗留期间，不同的保皇派拜访我，我无法说服他们，我此次突然回到中国同惊人的“九·一八事变”并不相干。他们全都按捺不住兴奋与期待之情。

10月15日，我返回天津，和皇帝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10月21日，我抵达上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参加了“太平洋会议”。当时，中国的媒体上谣言满天飞，说皇帝即将到东北登基。几篇文章提到，皇帝受到了“所谓”我的个人影响。一些中国人前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利用影响阻止皇帝离开天津。补充一点，皇帝已经到了东北，我还收到过一些类似的请求。我给其中的一人回复了一封长信，后来这封信被刊登在《国家评论》上。

11月10日，当时在南京的我收到一个通知，说宋子文先生要紧急见我。他此时担任中国财政部长，还是代理外交部长。在会晤中，他给我看了一份来自北方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让宋子文先生通知我，皇帝处于危险之中，需要我的帮助。显然，民国政府希望我能返回天津，努力阻止皇帝开始的东北冒险活动。我告诉宋子文先生，皇帝清楚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他真的有危险，需要我的帮助，只要他亲自对我说，我就回去找他，但是，话必须出自他本人之口。

11月13日，我回到上海，收到一个私人电报，得知皇帝已经离开天津前往东北了。

中国人力图说明，皇帝被日本人绑架，并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带走了他。这一声明在欧洲流传颇广，许多欧洲人信以为真。不过，这完全不是事实。近来出版了一份特别声明，大意是说，皇帝和皇后给南京的蒋介石以及北京的张学良发了电报：皇帝和皇后明确肯定他们忠心耿耿，向他们寻求庇护。这些同样是伪造的。还有人宣称，皇帝发誓宁愿与皇后自杀，也不答应在东北称帝。勿需我多言，假设皇帝果真需要庇护，他绝不会求助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假如皇帝被绑架，并被带走，他只需步行登上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便可摆脱危险。郑孝胥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绝对不可能是看守皇帝的狱卒。皇帝离开天津前往东北，这是他自己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忠实的伴随者有郑孝胥（此时是皇帝的总理大臣）以及他的儿子郑垂。

我不打算描述之后发生的事情。皇帝在辽东半岛以及汤岗子温泉度过了几周，之后收到一封正式的邀请函，内容是请他担任伪满洲国的临时执政。其实，执政是个模糊的术语，意思是行政长官，和段祺瑞在1924年担任的职务相同。学习汉语的学生们不难理解，这是一个临时职务，绝无别的用处。不过，领导人们的这次行动，一开始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君主制的国家。

皇帝所乘的专列在不同的地方停车，好让地方及其他官员参拜他们的君主。他们一边喊着皇帝，一边跪在他的面前。列车经过靠近沈阳的清朝早期先祖陵寝时，一件感人的事情发生了，车停了下来，结果皇帝没下车，或许祭拜了祖先的神灵之后，车才继续北上。

皇帝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其中一座陵寝是太宗皇帝的。太宗皇帝驾崩于1643年，就在清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之前。17世纪30年代，太宗皇帝完成了直系祖先开始的任务：建立完全独立的“满洲国”。他不再效忠于中国的朝廷，拒绝了所有的封号，采用帝王的称号和身份，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太宗皇帝登基三百多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回到了这片祖先的土地。他的家族始终把这片土地视为故土。皇帝在这里重新采用“满洲帝国”皇帝的称号和身份。1925年，中国资深政治家唐绍仪已断言，中国人已经抵制和驱逐了皇帝，然而皇帝有资格恢复这份“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是祖先们带来的帝资。

很久以前，中国的一位圣贤教导国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皇帝从人生中一次次重大危难中脱险，会有后福，会拥有锦绣的前程。

无可否认，皇帝已经成功地历尽各种艰险：中国革命的危险，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张勋轻率的复辟，相互仇视的军阀在宫殿门口的冲突，冯玉祥的冷酷残忍，反满狂热分子的刺杀计划，忠实支持者冲动的热情，1931年11月某个漆黑的夜晚，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危及到他的生命。此时，他逃离了挚爱的出生地。他在那里被斥为外国人，遭到冷落、侮辱和劫掠。

他回到了位于东北的祖宅。在这里，精神上的危害同样严重。这些危害潜藏在皇宫黑暗的角落中——紫禁城乌烟瘴气，朝廷腐败，有害的思想暗暗滋生。尽管存在这些外部威胁，他仍然安然无恙地全身而退。即便他所遭遇的内部威胁更为险恶，也未对他造成永久的伤害。如果这位圣贤所言不虚，那么他的未来的确应一帆风顺、幸福安康。不过，那些了解他性格的人确信，除非国泰民安，人民富足，否则他永远不会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