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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清朝的黄昏（第2页）

音乐的节奏变了，就是向那些能够听懂的人提醒，皇帝已经登上了龙椅。至于听不懂这个暗号的人，看到华盖缓缓升起，也就明白了。否则，人们是猜不出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的这个仪式程序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根本看不到皇帝坐在敞篷马车里，向左右两侧忠实的臣民俯身致意。皇帝从他的寝宫通过金銮殿后一个隐藏的入口，来到龙椅旁。唯有内务府总管和四个太监跟着皇帝，侍奉在侧。

短暂停顿后，又响起了一阵简短的音乐。略高的平台上，一位王爷走出人群，从一个专为他打开的侧门进入金銮殿。这人便是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一两分钟过后，他又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按照典礼规定的方式向皇上敬献了祝福。

这一仪式的内容是，醇亲王双手捧着象征美好愿望的弯曲的镶玉黑檀木，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如意”，走到皇帝面前。外国人常常把这个奇特的物件描述为“权杖”，认为它是权威的象征。事实上，它只是被视为一种表示尊敬的问候的实体象征而已。“如意”一词的意思是“达成所愿”，是“愿你幸福、安宁、繁荣”的美好愿望的简略表达。

醇亲王走到龙椅前，一步步登上台阶时，皇帝从龙椅上站起来，从亲王手中接过如意。接着，王爷深鞠一躬，退了出去。皇帝又坐回龙椅。双方全程没有一字交流。

这个小小的仪式所代表的意思是，醇亲王是皇帝的生父，他不可能下跪，因为中国的孝道规定，儿子不能凌驾于自己的父亲之上。另一方面，皇帝也不能称他为“父亲”，而改称“王爷”。这是因为，当皇帝被定为皇储时，就已经成为他的叔叔德宗皇帝光绪的养子和继承人。严格按法律来讲，醇亲王和皇帝之间已经不再是父子关系了。醇亲王目前的继承人不是他的长子皇帝，而是他的次子溥杰。日后，也是溥杰有权承袭醇亲王的爵位。然而，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醇亲王确实是皇帝的亲生父亲，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享有特权中的特权，是皇室中唯一可以不向皇帝下跪的男性成员。不过，也有几位女性享有同样的特权，即四位皇太妃和他的亲生母亲，即醇亲王福晋。

醇亲王向皇帝祝寿过后，便轮到其他王爷。他们在大殿外面的平台上排列成行。大司仪一声令下，王爷们一声不发，纷纷恭敬地跪下。他们把手放在地上，以头触地三次。接着，他们起身。听到大司仪的命令，再次下跪磕头，和第一次一样。最后，这一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这就是“三叩九拜”。跪下起来重复三次，头接触地面九次。接着听到“谢恩”二字，诸位王爷需再次叩头感沐皇恩。第一个三叩九拜是诸王对皇帝的新岁祝贺，是一种无声的致意。第二个则是诸王对皇帝赏赐的礼物（钱或瓷器或玉器）的认可和感激。按照惯例，皇帝在每年的重大节日都要给王爷和高级官员赠送礼物。这些礼物在典礼前一天就已经分发至各处了。

诸位王爷向皇帝贺寿过后，接下来轮到帝师、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二品以上大员。他们的恭贺方式同王爷是一样的。跪下之前，他们目视前方，一起慢慢朝高台通道挪动。这种朝龙椅缓慢移动的过程，是皇帝庆生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令人难以忘怀。

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曾在朝廷担任高级职务、后又拒绝在民国政府谋职的男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年至少从遥远的他省长途跋涉进京一次，荣幸地向他们仍然效忠的皇帝致敬。他们穿着当年的朝服。这种服饰，连同帝国的九品官制，都被民国政府废除了。为了追寻它心目中的现代之神，民国政府不惜牺牲这种服饰的审美。

正如一位关注中国事务的作家所说：“眼下这些自称共和派的人，可能会满足于看到地球上最美丽的无言歌曲。天坛被弃之，仅用于肮脏的勾当，无人照管。他们可能认为，脱下人类有史以来设计的最高贵、最华丽的服装，换上礼服、戴上高帽很合时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要不了多久，他们或其他顶替他们的人，都将被迫恢复古老的信仰、古老的方式。”

就这些言论，我虽深表同情，但不得不承认，我本人也是乾清宫一年一度盛大庆典和谐色彩上的一个污点。汉人和满族人当然都穿着华丽的朝服。由于新年和皇帝的生日，这两个大型庆典都是在寒冷的天气里举行的，所以官员们都穿着冬装。那些被授权穿貂皮大氅和戴貂皮帽子的人，自然都这样做了。我当上帝师不久，就被授予了这一荣誉。然而，如果我在宫廷宴会上穿着这身斗篷，就只能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了。

我的一些欧洲朋友，听我说如果我确信能像其他帝师一样优雅地叩头，我应该是不会反对这个行礼的动作。因为，在过去的某些场合，这是一种习惯，适用于中国各个阶层，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都震惊不已，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到了一首诗。诗里说一个英国士兵宁死也不愿执行这一仪式。但对于未受过训练的一般欧洲人来说，即使他换下自己完全不合适的衣服，穿上中国人宽松飘逸的衣服，要想像汉族人和满族人以天生的从容和优雅来对待叩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便在我有了那件貂皮大氅，有了穿最高贵、最华丽的刺绣朝服的权利之后，也没有被要求和我的同事以及其他朝廷官员一起向皇帝叩头行礼。对此，我十分高兴。当我知道我并非这华丽宫廷仪式上的唯一污点，还有一位是民国总统的代表，我很满意。他和我是仅有的穿着欧式早礼服来参加典礼的两个人。

幸运的是，这两个污点不太显眼，没有严重破坏整个进程。因为我们没有与其他参与庆典的人站在一起，而是一直待在广场边上，直到穿着黑貂长袍的王公和官员们完成了他们在典礼中的仪式后，才被分别传召进入金銮殿。在那里，我们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行跪拜大礼，只是三鞠躬即可。就我个人而言，我每次都会受到皇帝的恩赏，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又鞠了三躬，以表谢恩。我鞠躬时，皇帝一动不动地坐在龙椅上。礼仪要求他不能讲话、微笑、移动手或头，以表示感谢朝臣们对他的忠诚。皇帝只能对自己父亲的问候做出回应。

在大理石平台上，着朝服的人即将给在金銮殿内登上龙椅的皇帝下跪除了两个污点，还有一些灰点。因为参加仪式的不仅有总统的正式代表，还有六七个身穿制服的高级军官。他们虽然是民国的公仆，却随时准备着向他们的前任君主表示敬意。作为一种特殊的礼遇，他们也被允许进入金銮殿。也幸亏如此安排，因为他们身上的仿西式军装实在寒酸，与貂皮大氅和丝绸刺绣实在格格不入。从古代传统的角度看，他们的制服有可能破坏典礼。因为中国的皇帝要求，武官进殿，必须卸甲。而且，他自己坐在龙椅上的时候，也从不穿战袍或戴佩剑。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任何有美化战争倾向的东西都与中国的王道不相容，也完全不符合宫廷礼乐背后的信条。

当大理石平台上的高级官员在被天篷遮住的金銮殿前行叩拜大礼时，乾清宫宫门南面的长方形空地上，一群品阶较低的官员和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向皇帝行礼。因为他们离得太远，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头顶上的平台发生的事情，只好由站在门口的传令官向他们发出口令。紫禁城里所有的下层官员都在这里。早年间，还有许多二品以下的官员也在这里行礼。

大司仪宣布典礼结束时，乐师们最后一次敲击乐器，发出的声音暗示皇帝可以走下龙椅了。随之，天篷也被撤走了，外面的人知道这是皇帝已经离开金銮殿的信号。

皇帝回到养心殿后，会祭拜所有象征帝王的东西。然后，再接见皇室成员和其他应邀来拜访的人，显得随意而不拘礼。接着，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盛宴，有时设在皇帝的住处，有时设在御花园的某处亭子。总之，不会在金銮殿。

以前乾清宫举办过许多场奢华的宴会，其中一些在宫廷史很有名。1713年，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六十岁诞辰，其客人共1900多名老人，都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1785年，为了效仿这一先例，高宗皇帝乾隆在登基50周年之际，举办了类似的宴会，请了将近4000名老人。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一份皇帝的礼物——一把镶玉如意。

直到1924年，我都是唯一有幸见证和参加大清王朝“黄昏”时期盛大仪式的外国人。内务府原本反对外国人进入紫禁城，其中也包括汉人，尤其是过年和皇帝生辰这样的大场面，他们更是态度坚决。但皇帝本人并不以为意，反而很乐意见到更多的人。

溥仪在紫禁城中的生活照

溥仪生日时的乾清宫金銮殿，台基上身穿朝服的官员正准备跪觐皇上

1922年底，年近十七岁的皇帝便大婚了。之后，他终于能够全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了，但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在1923年到1924年期间，我介绍的几位外国人多次被允许进入过紫禁城。即便是皇帝，当时也承受了不少压力，才打破了现有的规则，同意我邀请几个“洋人”来见证1924年2月5日的新年典礼。这次我成功了，十分幸运，因为那是紫禁城最后一次举行新年庆典。第二年，皇帝就被赶出了紫禁城，满族宫廷走到了末路，紫禁城的黄昏也已落幕，陷入了漆黑的夜晚。

在最后那次新年庆典上，我邀请的一位客人是《每日邮报》著名记者已故的伯西瓦尔·兰登。他对庆典进行了生动详细的描述，电邮回报社，刊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他的一句话很有见地，预言了不详的日子即将到来。

伯西瓦尔·兰登说，大典让人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其辉煌的气势和“礼乐之外的静默肃穆”，更是因为“在这些动**的日子里，民国为了把她的现在和过去捆绑在一起，故而保留下来的黄色丝带，在某个黑暗的星期里，可能会突然地、不可逆转地磨损、撕裂。也许，这一幕比其他所有场景都更令人痛心，因为它是人类最华丽宫廷盛况的回光返照”。

我们将看到，就在这次大典的九个月之后，黑暗的时期降临了，黄丝带突然被磨破撕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