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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帝制的希望与梦想（第2页）

早在1919年3月，《北京导报》就对发生在蒙古和东北的神秘事件做了相当全面的描述：“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新蒙古国的泛蒙古运动……以蒙古活佛为总统”。本章还补充道：“鼓动者们正努力通过肃亲王、恭亲王和其他不满推翻帝制的满族贵族，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满洲。”文章最后说，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密切注视那些在1917年帮助前将军张勋企图恢复幼帝的清朝和蒙古王公的行动。有报道说，帝国复辟协会对这场运动很感兴趣。”

同年（1919年）7月20日，我从私人渠道收到以下报告。“张作霖正在密谋恢复帝制。他意图在明年秋天，让年轻的皇帝在奉天登基，同时宣布满洲是一个受日本保护的独立国家。”三年后，这种可能性再次得到证明。罗德尼·吉尔伯特先生在1922年3月18日的《华北先驱报》上写道：“如果张作霖在与对手吴佩孚的较量中落败，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将终结，而他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日本庇护下的满洲国”。

1919年9月9日，天津的《华北每日邮电》发表了一篇头版文章，标题是《另一场复辟是否近在眼前》，文中写道：

民国的历史绝非幸运，今天我们发现南北双方势不两立。由此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共和主义在中国已被尝试过，但仍有不足之处。作为这个国家的脊梁，商业阶层和绅士阶层厌倦了所有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能确保这18个省份的和平，他们将全心全意支持任何政府形式。

我们不能忘记，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亲帝制人民方阵，他们从未与共和政体和解。只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去几年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毫无疑问，他们支持当前的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中间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经常出入官员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此举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中支持并希望前皇帝成功复位的人认为，共和派正在摧毁这个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多么激烈，都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个国家恢复到以前的繁荣与和平状态。

复辟帝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受到各方的欢迎。相反，它可能会在不止一个公使馆遇到相当多的外交反对，但是一旦政变成功，这样的反对也必将烟消云散。众所周知，一事成功百事顺。

下面这段出自奉天的文字更值得思考，它刊登在1919年12月27日的《北京导报》上：

在过去的几天，北京满族王权将代替民国政府的谣言，在当地各阶层人士中，特别是在张作霖将军麾下的军人中流传开来。根据通行的说法，这次帝制复辟将由张作霖将军发起，并与中国西北的某些帝制拥护者和军事领导人进行合作。而1917年7月，把年轻的清朝宣统皇帝推上皇位12天的前将军张勋，将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传闻还说，目前唯一阻碍复辟的障碍，是段祺瑞元帅和西南地区的某些领导人。就连总统徐世昌和前总统冯国璋，面对国家目前不稳定的政局和来自外部的危险，也倾向接受帝制复辟，并未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至于曹锟、李纯和其他次要军事首领，据说只要同意他们继续在各省担任现任职务，并加封亲王、公爵或侯爵的爵位，他们就没有意见。

在中国政界有报道称，如果帝制复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那么原因可能如下：国内和平谈判陷入困境。民国时期的国家比清朝时期更加不统一。还有，计划将让满族统治者名义上领导中国政府，而所有政治、金融和军事权力仍由中国总理掌控。此外，国家名称会有细微变化，即中国将以“中华帝国”取代“中华民国”。届时，中国政府形式将效仿大英帝国，由一个名义上的国王或皇帝带领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这篇报道的措辞显然不是出自一位公正的新闻记者之口，而是由一个同情所述运动的人精心起草的一份声明。其发表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中外公众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政治动**。

类似的传闻在一两年后仍然没有销声匿迹，1921年3月23日发表在《华北正报》上的一份声明便是证据。声明称新的“满洲帝国”将被命名为“华北帝国”，以奉天为首都。造谣者还说，“张勋将军、前端亲王和义和团的首领，以及1917年败在段祺瑞元帅手下的人，如今在整个华北、蒙古和满洲地区支持这场运动。”5月21日同一篇报告的另一段内容如下：

在当时（1921年），人们普遍认为，帝制复辟的主谋是东北的张作霖和1917年的“造君者”张勋。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两家已经联姻，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张作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1917年的张勋复辟，但也曾给予支持。后来，他又试图让世人相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张作霖把自己小心翼翼地藏在幕后，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打算把张勋带回官场，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准备。张勋被任命为长江地区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不过，这一计划并未如愿实现，所以复辟政变被无限期推迟，而张作霖开始有了其他野心。但是，前总统黎元洪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的采访时表示，张作霖和张勋打算在1921年复辟帝制确有其事。他宣称政变一定会发生，但也预言复辟不会成功。

吉尔伯特先生在三月份写道：“据说，帝制复辟运动的计划已经走到了今天，中国各地的满洲独裁者的军事伙伴都已知道。在六月之前，定会爆发公开示威活动以支持清朝皇帝。而这一天，随时有可能到来。”吉尔伯特先生还补充了一句合情合理的评论：“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张作霖成功地恢复了清朝皇帝的皇位，他将不会甘心一直留在幕后。所有人都认为，拟议中的复辟与其说是为了皇帝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张作霖及其政治伙伴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当前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张作霖曾试图否认与拥护帝制的阴谋有任何关联。但早在1920年初，他就授权了以下声明，并于1月10日在中外媒体上发表，其中包含一个重要暗示：虽然激进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报纸机构已经要求废除“优待条件”，但“优待条件”不可干涉。

虽然大清王朝的一些前大臣对他们的旧主人仍怀有同情之心。但只要中华民国尊重和维持“优待条件”，即使他们不渴望政治权力，但这些钱也足够他们维持生活了。

我之所以引用上述报纸的报道，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它们不只是流言蜚语，而是确有其事，所以我很难解释《李顿报告书》中关于“1930年9月之前，满洲从未听说过‘满洲独立运动’”的说法。除非，李顿和他的同僚们没有目睹那场为旧帝制利益而爆发的运动。

从1919年到1924年，我逐渐认识了许多对种种帝制复辟计划感兴趣的人，包括一些希望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比如忠诚的老总督升允，他是蒙古人。我所得到的许多信息自然是高度机密的，我有义务不把它们泄露给英国或任何其他当局。

革命以来尚未成形的议会，没有一个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这样的议会也没有当选的希望。如果能成立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会，来自由表决是恢复帝制还是实行共和制，我相信支持帝制的人将占大多数。

宫里没有讨论过任何复辟计划，即便有阴谋的话，皇帝本人也确实并不知情。他当然很清楚，在东北、蒙古，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仍然有许多保皇党。不过，关于各种复辟计划的本质，他除了从报纸上搜集信息，所知并不多。他的中国帝师和我本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小皇帝被卷入任何与之相关的阴谋中去。

只有当他自己提到这个话题时，我们才不得不讨论。每到这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尽我所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任何类似于1917年张勋企图发动政变以恢复帝制的阴谋，都应受到谴责，对公众舆论的任何欺诈性操纵，也应严加避免，如1916年让袁世凯蒙羞的“洪宪运动”事件。皇帝应该拒绝接受任何恢复皇位的邀请，除非它是来自自由选举的人民代表的真诚和自发的呼吁。不过，在我看来，皇帝接到这种邀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我也毫不犹豫地告诉了皇帝。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在意愿表达之后，能够获取胜利。

《京津泰晤士报》在1921年3月19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写道：“据保守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皇帝回来。”我相信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作者接着说，预期中的帝制复辟运动可能会失败，我同样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拯救或复辟帝制已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行动，军阀和其他寻求短期致富之路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

我看不出民意有合适的表达渠道，同样，我也看不到复辟的希望。除非皇帝按照我的意见，拒绝被他人所利用。此外，我还向他解释说，如果我们所设想的人民欢迎帝制复辟是真的，那也并非表明他们对皇室还心存忠诚，而是受够了共和制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人民大众渴望的是一个体面的政府，如果他们本质上拥护帝制，那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相较于正在经历的共和制，传统的帝制反倒更体面些。

1919年初，我离开威海卫到满族朝廷赴任前写了一份备忘录，下面是部分摘录。

多数忧国忧民的中国人，最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要足够强大，能够消灭武装劫匪团伙，而这些强盗正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横行霸道。这个政府要足够勇敢，有勇气解散或控制在一些省份被视为比强盗更坏的各种“军队”。这个政府要足够老练，让这个国家远离外国的纠缠，并把它从国际金融的暴政中拯救出来。这个政府要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不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不通过腐败手段谋取私利。在我看来，“共和制还是帝制”的问题，并不是今天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他们会接受任何政府形式，只要这个政府有能力，愿意治理国家，他们就会对其心怀感激。

根据后来的消息和经历，我发现没有理由改变1919年初所表达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在北京结识了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同感，甚至那些不同情帝制的人也有同感。胡适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文学、教育、哲学和政治等多个领域都负有盛名。当被问及年轻的中国想要无政府状态，旧中国想要帝制，这是真的吗？他巧妙地回答说，新旧中国都需要“太监”。

年轻的皇帝没有丝毫意愿参与任何帝制复辟的阴谋。他经常向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同意再次扮演张勋强加给他的那个角色。他同意我的看法，即使人民强烈要求恢复帝制，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民国就像它曾经的样子，可能会继续下去，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不会改变。他对此丝毫不感到遗憾、失落。他深知自己的祖先曾经拥有的荣光，对列祖列宗怀有与生俱来的自豪、孝顺和恭敬。因此，他感叹这个由康熙、乾隆等强大的先辈建立起来的显赫王朝竟然在他手里走向了不光彩的结局。但是，一些人始终怀疑和指责他经常日夜不眠地密谋颠覆民国，并梦想着重夺父亲摄政王和袁世凯于1912年从他手中夺走的权杖。其实，是这些人对他们所废弃的皇帝的性格和个性不了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