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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004（第1页）

容忍与自由004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三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Gee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〇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〇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一五九二年五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一五九四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三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四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