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我只有十二岁,那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美国的莱特弟兄作第一次飞机试验,用很简单的机器试验成功,因此美国定十二月十七日为飞行节。十二月十七日正是我的生日,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因缘。我在前十多年,曾在广西飞行过十二天,那时我作了一首“飞行小赞”,这算是关于飞行的很早的一首辞。诸位飞过大西洋,太平洋,我在民国三十年,在美国也飞过四万英里,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今天大家要我讲人生问题,这是诸位出的题目,我来交卷。这是很大的问题,让我先下定义,但是定义不是我的,而是思想界老前辈吴稚晖的。他说: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讲呢?第一:人能够用两只手做东西。第二:人的脑部比一切动物的都大,不但比哺乳动物大,并且比人的老祖宗猿猴的还要大。有这能做东西的两手和比一切动物都大的脑部,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人生是什么?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怎样算好戏?怎样算坏戏?我常想: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意义的大小浅深,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人生很短,上寿不过百年,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不过几十年。有人说,人生是梦,是很短的梦。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也证实我上面所说人生的有没有意义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既然辛辛苦苦的上台,就要好好的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
人生不是单独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能看见和想像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有能看到上至数百万年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这一杯茶(讲演桌上放着一杯玻璃杯盛的茶)就包括多少人的供献,这些人虽然看不见,但从种茶,挑选,用自来水,自来水又包括电力等等,这有多少人的供献,这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我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有社会的意义,譬如我随便往地上吐口痰,经太阳晒干,风一吹起,如果我有痨病,风可以把病菌带给几个人到无数人。我今天讲的话,诸位也许有人不注意,也许有人认为没道理,也许说胡适之胡说,是瞎说八道,也许有人因我的话回去看看书,也许竟一生受此影响。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吗?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这尸身腐烂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功夫,多少人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供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就给我们一个人生标准,消极的我们不要害人,要懂得自己行为。积极的要使这社会增加一点好处,总要叫人家得我一点好处。再回来说,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有一首诗,题目是“梦”。说:“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定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不要丢掉这梦,要好好去做!即算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
今天要赶十点四十分钟的飞机到台东,所以只能很简单地说几句话,很为抱歉。报上说我作学术讲演,这是不敢当。我是来向工学院拜寿的。昨夜我问秦院长希望我送什么礼物。晚上想想,认为最好的礼物,是讲讲工程师的思想史同哲学史。所以我便以此送给各位。
究竟什么算是工程师的哲学呢?什么算是工程师的人生观呢?因为时间很短,我当然不能把这个大的题目讲得满意,只是提出几点意思,给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作个参考。法国从前有一位科学家柏格生(Bergson)说:“人是制器的动物。”过去有许多人说:“人是有效力的动物。”也有许多人说:“人是理智的动物。”而柏格生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这个初造器具的动物,是工程师的老祖宗。什么叫做工程师呢?工程师的作用,在能够找出自然界的利益,强迫自然世界把它的利益一个一个贡献出来;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这是工程师哲学的简单说法。
大家都承认:学作工程师的,每天在课堂里面上应该上的课,在试验室里面作应该作的试验,也许忽略了最大的目标,或者忽略了真正的基本——工程师的人生观。所以这个题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昨天在工学院教授座谈会中,我说:我到了六十二岁,还不知道我专门学的什么。起初学农;以后弄弄文学、弄弄哲学、弄弄历史;现在搞《水经注》,人家说我改弄地理。也许六十五岁以后七十岁的时候,说不定要到工学院作学生;只怕工学院的先生们不愿意收一个老学徒,说“老狗教不会新把戏”。今天在工学院作学生不够资格的人,要来谈谈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的人生观,实属狂妄,就是,有点大胆。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意思,值得提出来说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别的动物,也有能够制造东西的,譬如:蜘蛛能够制造网,蜜蜂能够制造蜜糖,珊瑚虫能够制造珊瑚岛。而我们人同这些动物之所以不同,就是蜘蛛制造网的丝,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它肚子里有无穷无尽的丝;蜜蜂采取百花,经一番制造,作成的确比原料高明的蜜糖:这些动物,可算是工程师;但是它的范围,它用的只是它自己的本能。珊瑚虫能够做成很大的珊瑚岛,也是本能的。人,如果只靠他的本能,讲起来也是有限得很的!人与蜘蛛、蜜蜂、珊瑚虫所以不同,是在他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揭发自然的秘密,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控制自然,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像蜘蛛制网,为的捕虫子来吃;人的控制自然,为的是要减轻人的劳苦,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使人类的生活格外的丰富,格外有意义。这是“科学与工业的文化”的哲学。我觉得柏格生这个“人”的定义,同我们刚才简单讲的工程师的哲学,工程师的人生观,工程师的目标,是值得我们随时想想,随时考虑的。
这个话同这个目标,不是外国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就有了这种理想了。目前有些人提倡读经;我倒很愿意为工程师背几句经书,来说明这个理想。
人如何能控制自然,制造器具呢?人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无论东方的圣人贤人,西方的圣人贤人,都是同样有的。我现在提出我们古人的几句话,使大家知道工程师的哲学,并不是完全外来的洋货。我常常喜欢把《易经·系辞》里面几句话翻成外国文给外国人看。这几句话是:“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看见一个意思,叫做象;把这个意象变成一种东西——形,叫做器;大规模的制造出来,叫做法;老百姓用工程师制造出来的这些器具,都说好呀!好呀!但是不晓得这器具是从一种意象来的,所以看见工程师便叫做神。
希腊神话,说火是从天上偷来的;中国历史上发明火的燧人氏被称为古帝之一——神。火,是一个大发明。发明火的人,是一个大工程师。我刚才所举《易经·系辞》,从一个观念——意象——造成器具,这个意思,是了不得的。人类历史上所谓文化的进步,完全在制造器具的进步。文化的时代,是照工程师的成绩划分的。人类第一发明是火;大体说来,火的发现是文化的开始。下去为石器时代。无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都是人类用智慧把石头造成功器具的时候。再下去为青铜器时代。用铜制造器具,这是工程师最大的贡献。再下去为铁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革命。后来把铁炼成钢。再下去发明蒸汽机,为蒸汽机时代。再下去运用电力,为电力的时代;现在为原子能时代:这都是制器的大进步。每一个大时代,都只是制器的原料与动力的大革命。从发明火以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力时代、原子能时代;这些文化的阶段,都是依工程师所创造划分的。
这种理想,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的。工学院水工试验室要我写字,我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荀子·天论》篇里面的。《荀子·天论》篇,是中国古代了不得的哲学,也就是西方柏格生征服自然,以为人用的思想。《荀子·天论》篇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裁之?”这个文字,依照清代学者校勘,稍须改动。但意思没有改动。“从天而颂之”,是说服从自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两句话联起来说,意思是:跟着自然走而歌颂,不如控制自然来用。“大天而思之”,是问自然是怎样来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裁之?”是说:问自然从哪里来的,不如把自然看成一种东西,养它、制裁它。把自然控制来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荀子才说得这样彻底。从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在两千二三百年前,就有控制天命——古人所谓天命,就是自然——把天命看作一种东西来用的思想。
“穷理致知”四个字,是代表七八百年前——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宋朝的思想的。宋代程子、朱子提倡格物——穷理——的哲学。什么叫做“格物”呢?这有七十几种说法。今天我们不去研究这些说法。照程子、朱子的解释,“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样的格物致知,可以扩大人的智识。程子说,“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习而久之,自然贯通”。有人以范围问他;他说,“上自天地之高大,下至一草一木,都要格的”。这个范围,就是科学的范围,工程师的范围。
两千二三百年前,荀子就有“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七八百年前,程子、朱子就有格物——穷理——的哲学。这是科学的哲学,可算是工程师的哲学。我们老祖宗有这样好的思想、哲学,为什么不能作到科学工业的文化呢?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幸得很,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自然主义的哲学一条路了。像《老子》、《庄子》,以及更后的《淮南子》,都是代表自然主义思想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发达的太早,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发达的太迟: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缺点。
刚才讲的,人是用智慧制造器具的动物。这样,人就要天天同自然界接触,天天动手动脚的,抓住实物,把实物来玩,或者打碎它、煮它、烧它。玩来玩去,就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走上科学工业的一条路。比方“豆腐”,就是把豆子磨细,用其他的东西来点、来试验;一次、二次,……经过许多次的试验,结果点成浆,做成功豆腐;做成功豆腐还不够,还要作豆腐干,豆腐乳。豆腐的做成,很显然的,是与自然界接触,动手、动脚、多方试验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看看,想想,或作一首诗恭维自然界就行了的。
顶好一个例子,是格物哲学到了明朝的一个故事。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王阳明,他说,“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要做圣人,要‘即物而穷其理’。‘即物穷理’,你们没有试验过,我王阳明试验过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钱的朋友研究格物,并由钱先生动手格竹子;拿一个凳子坐在竹子旁边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来,病了。王阳明说:“你不够做圣人,我来格。”也端把椅子对着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格不出来,病了。于是王阳明说:“我们不配作圣人;不能格物。”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传统的不动手动脚,拿天然实物来玩的习惯。今天工学院植物系的学生格竹子,是要把竹子劈开,用显微镜来细细的看,再加上颜色的水,作各种的试验,然后就可以判定竹子在工业上的地位。为什么王阳明格不出来,今天的工程师可以格出来?因王阳明没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今天的工程师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终敌不过老子、庄子“错(措)人而思天”的哲学。故程、朱的格物穷理的思想,终不能应用到自然界的实物上去,至多只能在“读书”上(文史的研究上)发生了一点功效。
今天送给各位工程师哲学的人生观,又约略讲了讲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有了这样好的征服天然的理想,穷理致知的哲学,而没有造成功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老祖宗让西方人赶上去了。同时,从西方人后来实现了我们老祖宗的理想,我们亦就可以知道,只要振作,是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只要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同世界上科学工业发达的国家站在一样的地位。
二十年前,中国科学社要我作一个《社歌》;后来请赵元任先生作了乐谱。今天我把这个东西送给各位工程师。这个《社歌》,一共三段十二句。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
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博爱”就是爱一切人。这题目范围很大。在未讨论以前,让我们先看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我的答复是“很大”!我从前念《千字文》的时候,一开头便已念到这样的辞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Universe,World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宇是空间(Space)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Time)即古、今、旦、暮。《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宇宙就是Time-Spaiverse”的观念实在不易,相当合于今日的科学。但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
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古人只见到八大行星,二十年前只见九大行星。现在所谓的银河,是古代所未能想象得到的。以前觉得太阳很远,现在说起来算不得什么,因为比太阳远千万倍的东西多得很。
科学就这样地答复了“宇宙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
现在谈第二点:博爱。
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真是个大问题。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墨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可说是宗教创立者(Fion),他提出“兼爱”为他的理论中心。兼爱就是博爱,是爱无等差的爱。墨子理论和基督教教义有很多相合的地方,如“爱人如己”、“爱我们的仇敌”等。
佛教哲学本谓一切无常,我亦无常,“我”是“四大”(土、水、火、风)偶然结合而成的,是十分简单的东西。因此无所谓爱与恨——根本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但早期佛教亦有爱的意念在:我既无常,可牺牲以为人。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花”(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