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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与佛典（第3页）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兹事虽琐末，然正可证印度佛书，旧无写本，故虽以耆德宿学之阿难，不能举反证以矫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无写本之故，不能断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綦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教宗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佛书何时始有写本，此为学界未决之问题，但据法显《佛国记》云：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法显西游，在东晋隆安三年后（西历五世纪初），尚云“无本可写”，则印土写本极为晚出，可以推见，以故我国初期译业，皆无原本。前引《魏略》载“秦景宪从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盖舍口授外无他本也。梁慧皎《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则二人所译诸经皆由暗诵可知。更有数书，传译程序，记载特详，今举为例：

（一）《阿毗昙毗婆沙》（此书后经玄奘再译为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见《高僧传》卷一[2]）。

（二）《舍利弗阿毗昙》。昙摩耶舍暗诵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停至十六年，经师渐娴秦语，令自宣译（见《出三藏集记》卷十[3]引释道标序）。

（三）《十诵律》。罽宾人弗若多罗以秦弘始六年诵出，鸠摩罗什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弃世——西域人昙摩流支以弘始七年达关中，乃续诵出，与什共毕其业（见《高僧传》卷六[4]）。

若《毗婆沙》者，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若《十诵律》者，暗诵之人去世，译业遂中辍，幸有替人，仅得续成。则初期译事之艰窘，可概见矣！

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暗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

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余尝搜讨群籍，得晋唐间留学印度八十余人（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今摘举数人，考其游学之动机如下：

法护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梁僧传》卷一本传）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传）

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学梵书梵语。……（卷三本传）

道泰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惈，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余万偈。……（卷三《浮陀跋摩传》）

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诘，遂周流西国……功逾十载。（卷三本传）

宝云忘身徇道，志欲……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在外域遍学梵书（卷三本传）。

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有方等众经……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阳关……历迦唯罗卫及华氏等国，得《大泥洹》、《僧祇律》及余经梵本。（卷三本传）

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传）

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闻所惑。（《慈恩法师传》卷一）

以上不过举最著之数人为例，自余西游大德前后百数十辈，其目的大抵同一。质言之，则对于教理之渴慕追求——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热烈腾涌，故虽以当时极艰窘之西域交通，而数百年中，前仆后继，游学接踵，此实经过初期译业后当然之要求。而此种肫挚极严正之学者的态度，固足永为后学模范矣！

佛典传写发达之历史，非本篇所能详述。以吾考证所臆测，则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此西纪第四世纪以前之情状也。自尔以后，梵本日增，输入亦日盛，其杂见于唐道宣《续高僧传》者甚多。略举如下：

梁初，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卷一《僧伽婆罗传》）

菩提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按：此未免铺张，卷一本传）

真谛赍经论以梁大同十二年达南海。……所出经论传记二百七十八卷……余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所译讫，仅数夹耳。（卷一本传）

北齐天保中，邺京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天平寺翻译。（卷二《那连提耶舍传》）

齐僧宝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采经西域……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阇那崛多传》）

隋开皇中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敕送翻经馆，付彦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卷二《彦琮传》）

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唐永徽六年达京师。（卷四[5]

7《玄奘传》）

《慈恩法师传》，记玄奘所得经典，分类列目如下：

有原本的翻译，比诸无原本的翻译：第一，有审择之余地。第二，有覆勘之余地。其进步之显著，固无待言；即译事之组织，亦与时俱进。其始不过一二胡僧随意约一信士私相对译，其后渐为大规模的译场组织。此种译场，由私人或私团体组织者，有若东晋时庐山之般若台（慧远所组织，觉贤曾为主译），有若陈代富春之陆元哲宅，有若陈隋间广州之制旨寺；其以国家之力设立者，有若姚秦时长安之逍遥园，北凉时姑臧之闲豫宫，东晋时建业之道场寺，刘宋时建业之祗洹寺，荆州之辛寺，萧梁时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元魏时洛阳之永宁寺及汝南王宅，北齐时邺之天平寺，隋时长安之大兴善寺、洛阳之上林园，唐时长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荐福寺等，其最著也。

在此种译场之下，每为极复杂的分功组织，其职员略如下：

一译主如罗什、觉贤、真谛、菩提流支、阇那崛多、玄奘、义净等。

二笔受如聂承远、法和、道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