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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守本分（第2页）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对家庭全体成员负责，无论是活着，死了，还是即将出生。关键事物由他决定并负责贯彻执行。而他的权力并非绝对的。他的行为关乎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并要求他们与之相配。即使身为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有时为了家庭利益他们必须要放弃个人要求。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无论地位高低，家长都会召集所有成员参与讨论。例如，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地位低的人的意见也不会被无视，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的意见很有可能就是该事件的定论。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自己也会很难堪。当然当事人对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可能无法接受。不过，那些作为“过来人”的长辈会坚决让他们走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权利小，而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孩子们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轻易对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儿时在家庭内部等级制度下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在他成人后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早已习惯对那些在特定的“适当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否拥有实权。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场合依然会受到尊重。特权的表面形式并不会因为背后操纵而被破坏。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习惯，有时候会让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而乐于幕后掌权的人行动自如，因为该情况下，他很少会引人注意。让家族的全体成员确信这是维护家门名誉的事，是让全体家庭成员作出最有力的支持的根本，这一点，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确认。这种决定并不是某些专制家长的心血**，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种产业对家族所有人都至关重要，所以要求人人服从。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家族中的长者很少是强势人物，但家族等级制依然运转良好。

与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不同，美国人对上述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描述难以接受，当然更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的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这正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要想理解等级制度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对他们的影响，其前提就是先认识到他们怎么在家庭生活里养成的这种习惯。

等级制在日本人阶级关系上的体现一如等级制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整个日本历史，就是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历史。一个有数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存在重大长处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7世纪，在那时，日本就把从没有等级制度的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使之与日本的等级制度相融合。在7世纪和8世纪时期，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为此倾注了极大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正式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那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经有过一种有四万个神的宗教，它保佑山林和村落，并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历经变迁延续至今，发展成了现代的神道教。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举引入佛教，并逐步使其成为国教。此前的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无论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这时天皇仿照中国首都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奈良城，同时在日本各地还根据中国式样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也采用了其使节从中国介绍过来的官职、品级制度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能如此有计划地成功吸取其他国家的文化的国家，除日本外，别无他例。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复制出中国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要通过科举制获得的官职，在日本都授予了那些世袭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忌惮对方的势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无论日本怎样认真地复制中国文明，它依然没有能够采纳中国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的生活方式，从而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接受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在中国频繁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是一次也不可能发生的。天皇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象过世俗皇帝给人下马这种事，更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文明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藤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著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将军成为世袭——源赖朝的子孙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天皇有名无实，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仅有的重要性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里，为确保其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主以武力征服。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命于大名，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16世纪内战遍地。经过几十年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的位置260多年。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为止。近代历史的帷幕从此揭开。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直到它的末期，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下的和平，并有效地执行了为德川幕府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内乱中一些最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只是在被打败之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让这些大名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和家臣，并在自己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不能享有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要职。这些要职都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即内战中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使这种困难的政治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不让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地位，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制度，并对各个阶层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规定。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服、食物，以及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宫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阶级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尸体的人、剥死兽皮的人和制造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本不被看作是人，甚至穿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计入里程中的，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极度贫困。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他们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所有的正式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将他们排除在外。

商人仅比贱民高一级。这绝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可这确实是事实。商人阶级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因为商业活动越频繁越发达，封建制度就越有衰落的危险。德川家族在17世纪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锁国令，想要从根本上铲除商人存在的基础。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并因此使商人阶级得以发展。德川家族于是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都要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只，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设有关卡严格限制商品进出，所以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规定了他们的穿戴、雨伞以及他们在婚葬时的费用限制。武士区禁止他们居住。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德川家族试图永远把商人置于卑贱的地位，而在早已步入货币经济时代的日本，这一行为无疑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最适合于稳定的封建制度的阶级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最终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成为合法的生产者，他成了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完全衣食无忧，因为他可以依赖大名。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大名和武士就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在德川时代的和平背景下这种联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上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有钱的士兵。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仅能勉强维生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财富和声望与威仪扯上关系，于是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就是：简朴为最高尚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商人之间的最大鸿沟在于：后三者是庶民，而他不是。佩刀不仅仅是装饰，更重要的是特权和身份的象征。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这在德川时代之前就已经成为传统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可就地斩首。”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也会因为形势所迫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沟通本身不是这种体制的固有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只是与刀剑为伍。他们逐渐成为其领主的财产的管理人，成为像能乐、茶道这样一些高雅艺术的专家。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200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几乎没有显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随时准备浴血奋战，但在此期间依然学会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在武士面前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们还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比如他们对土地具有拥有权，而在日本，土地就等于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是，这保护的是耕作者的利益，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非常重视，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但是，他像阿特斯（希腊神话中巨神，比喻身负重任的人）一样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以同样是水稻生产国的泰国相比，传统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赋税甚至高达80%，并且还常常强制农民服劳役或其他无偿劳动。农民也要像武士一样的限制家庭人口，于是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数字几乎停滞不前。对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几乎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状况。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破坏，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56年中，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他们并不认为40%的赋税是重税，他们反对的是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写好要求废除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把诉状递交幕府。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此种行为风险极大，但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判决，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与秩序相悖的，哪怕幕府作出了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农民的领袖也难逃一死，无论怎么正确都难逃一死，因为他违反了整个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忠贞这一基本标准。这是不能宽恕的。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死者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控制大名。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联姻导致的政治同盟，大名之间没有将军的允许都不能通婚。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将军派密探严密监视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盈，将军就会派这个大名承担一项耗资巨大的建筑工程，使大名重新回复到合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规则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时间住在首都，并且当他回自己的领地时，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努力维持着他的权威并加强了他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拱形结构的等级制度的顶层，因为他是受天皇之命来执掌政权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驻在京都，与世隔绝，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不如最小的大名，宫廷中的一切仪式也要严格地遵守幕府的规定。但是，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废除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由来已久。自12世纪起，将军就代天皇之名统治国家了。曾有一个时期，双重统治的现象突出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这种权利的重复委托相当普遍。甚至于在德川幕府即将垮台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没有注意到在将军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天皇。我们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所抱的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一个参不参与政治两可的神圣首领。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有的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的委托别人行使权力。但是他的人身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他不可以自己进食而要由专人喂食，甚至连汤匙都不能触碰到他的神圣的牙齿。当他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他神圣的脚踏过的任何土地将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不可触摸。他可以与部落诸神对话。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如萨摩亚和汤加，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毫无关系。世俗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访问过东太平洋上的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道，汤加的政治体制“最像日本的政治体制，那儿神圣的皇帝倒像是军事首领的一个政治犯”。汤加的神圣首领们不参与政务，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亲自摘下果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主持祭典的全过程，之后人们才可以吃果园里的其他果实。当神圣首领死去时，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词句来公布他的死亡。他在庄严的仪式中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不参与政治。

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并且有时还被称为“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人并不是以政治业绩来看待天皇的。在将军统治日本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的珍视着他们的天皇和宫廷。不过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的存在纯属多余。而早已习惯于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对此的观点完全不同。日本封建制度的消亡不过是75年前的事而已，而封建制度的深刻痕迹在上至天皇下至贱民的心中依然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会伴随人一生。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竭尽全力地谋划保存了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拥有主权的民族都更加习惯于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和地位进行准确地计划和定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法律和秩序靠铁腕和强权维持了两个世纪。他们深信，细致和烦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他们信赖。盗匪被打击，内乱被制止，人们能为自己受到的侵犯而申诉，就像农民们遭受横征暴敛时代所做的那样，这对个人是有危险的，但都是得到公认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甚至曾有一位开明的将军设置了“控诉箱”，任何市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议书投入这个箱子，只有将军有开箱子的钥匙。日本倒是真的有人身保障的，如果侵犯行为是不被现存行为规范所允许的话，被侵犯人会受到全力的保护。一个人信赖并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对于显示其勇气和正直的秉性，是要在服从这些准则方面，而非企图修改或反抗这些准则这一方面。日本人在这规则的范围内看世界，世界就是可靠和安全的。它的规则不是像十戒那样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体的细则规定，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武士该如何，庶民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该如何等等。

日本的等级制度具有的某种灵活性与印度有所不同。在不破坏这种体制的前提下，日本人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对这种制度进行微调。一个人有几种办法能改变其身份等级。在货币经济下，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先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就使用一些合乎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上流社会。比如他们扣押那些还不起债的农民的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确实，有明文禁止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让农民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地，而他们收取地租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日本的地租非常高。高利贷者就这样定居在某个地方，依靠土地而名利双收。然后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进而顺利地步入贵族阶层。

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收养。这使武士身份的购买成为可能。德川幕府的百般限制也无法阻止商人阶层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武士家的养子。在日本，普遍的做法是招女婿而非收养子。招来的女婿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放弃来的身份而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高代价的回报是高利益。这样一来富商的子孙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则有了财富。等级制度毫发无损。而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巧妙利用，富人成功跻身上层阶级。

日本的等级制度对不同阶层之间自由通婚的准许使得阶层之间血缘的相互渗透成为可能。伴随经济的发展，商人大量渗入武士阶层。这让日本和西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欧洲封建制崩溃的根本因是一个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统治了整个现代工业。日本却没有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都通过合法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自然就结成了同盟。最让人惊异的事情出现了：同样是垂死挣扎的封建社会，日本与欧洲大陆比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许阶级的流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可以看出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利益。同样的状况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同样出现过。不过，总的来说，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因此阶级斗争发生在法国的结果就是贵族的财产被完全剥夺。而在日本，这两个阶级竟能互相联合。推翻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同武士之间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仍然保存着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允许自由的阶级流通，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

但响彻日本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权。这非但不是革命，甚至连进步也说不上。与“尊王”的呼声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的黄金时代去的政治纲领。少数认识到这一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为此而遭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日本这么一个没有一点儿革命气质的国家，竟会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去顺应西方的模式。更难以想象50年后日本竟会在西方各国的碗里夺食。但是，这一切已经成为事实。日本发挥了不同于西方各国的自身长处，达到了甚至连精英集团和激进分子的最高要求都难以企及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在水晶球里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也不会相信，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乌云曾预示此后数十年间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竟成真了。在等级制度下被桎梏的落后民众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