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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说史料（第2页）

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

（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馀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13]

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

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14]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15]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16]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17]《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钜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18]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符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馀沥，犹得七千馀轴；私人所分彝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19]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20]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21]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22]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23]

诸如此类，良可珍贵。

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裘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24]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钜；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25]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26]

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

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27]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28]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书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

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馀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

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

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希，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

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29]

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30]馀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瓖宝也。[31]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墟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浸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32]

（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

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33]

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34]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35]

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36]

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