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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不是明治维新原动力（第1页）

阳明学不是明治维新原动力

中文知识界流行着许多“王阳明心学与日本维新”的美谈。比如，有说法称“阳明学乃明治维新原动力”，还有说法称东乡平八郎随身带有一块印章，上刻“平生俯首拜阳明”。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阳明学真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吗？

一、神话的由来

日本最早的王阳明研究者，是17世纪的中江藤树，当时，幕府推崇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日本的影响有限。到了19世纪，因闭关锁国被打破，一些日本人思考落后原因，渐渐排斥程朱理学，注重行动的王阳明学说，开始成为一种支持变革的思想资源。①

明治维新中的重要人物，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及高杉晋作等，都曾阅读王阳明著作。受此风气影响，出生较晚的东乡平八郎，也读过一些王阳明著作，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但若据此说东乡平八郎等人对“阳明学”有深入研究，乃至存在崇拜情结，那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作为学术名词的“阳明学”三个字，要迟至19世纪末才在日本正式出现，使用该词的代表人物，是德富苏峰、三宅雪岭等几个媒体人。这些人为何倡导阳明学？日本学者荻生茂博有很准确的论断：

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②

意即，明治时代兴起的阳明学，并非王阳明的学说本身，而是这些不满现实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影在王阳明身上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象，是一种“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

1883年，三宅雪岭出版《王阳明》一书，通过列举西乡隆盛、高杉晋作等曾学习王阳明学说的例子，首次试图在阳明学与明治维新之间建立联系。他说：“在幕府藩制衰颓的同时，学术也随之拘束弛废。维新时挺身而出的人，大多都修阳明良知学。”③

1910年，井上哲次郎在《阳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持相似的说法：“通过学习阳明学而具有素养的人有这样的风尚，即必欲付诸行动，必努力在社会上作一番事业……大盐平八郎谋反，西乡隆盛也谋反……大抵以阳明学为基础要做一番事业时，或杀身成仁或必付诸实践，阳明学者都死得不寻常。”

此类论述，促成了“阳明学乃明治维新原动力”这种说法。但该论述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某些人涉猎过王阳明+某些人参与了明治维新≠阳明学乃明治维新原动力——理由很简单，除了共同涉猎过王阳明，这些人还共同涉猎过许多其他的东西。

这种逻辑上的漏洞，注定“阳明学乃明治维新原动力”这种说法无法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只能在有意“旧瓶装新酒”的知识分子中流行。任教于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的学者邓红，试图追溯“阳明学乃明治维新原动力”这种说法的源头，结果发现：

除了本文提到过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武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间接性论证之外，只有1915年桑原天泉的《明治维新と阳明学》和1965年安冈正笃的《明治维新と阳明学》之类的社会启蒙通俗读物论述过。包括日本史、东洋史乃至中国哲学史在内的日本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正式论述过这个问题，日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类似说法。④

复旦大学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吴震，则直接将“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一说视为并非事实的神话：

所谓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类“神话”的制造者，或可追溯至三宅雪岭的《王阳明》，明治二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阳明学运动的兴起，阳明学与明治维新被直接画上等号的说法开始大行其道。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观点，毋宁是一种带有“近代性”的“政治言说”。⑤

二、中国近代阳明学热潮的真相

三宅雪岭等人倡导阳明学、将之与明治维新相联系时，正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峰期。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三宅雪岭等人的观点，遂被中国的革新人士接受，并广为传播。⑥

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撰文说，心学是“宗教之最上乘”者，在中国消沉二百余年，其“支流”却传播到了日本，“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成就了明治维新。（《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1905年，孙中山东京给留学生演讲，也将阳明学视作成就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原动力，其原话是：“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

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蒋介石也在留日期间开始接触阳明学，并毕生对之推崇有加。直到1950年，他还在演讲中将日本的成就——从极弱不堪到与列强并驾齐驱——归功于阳明学。他的原话是：“为什么日本能够发展这样快呢？这就是因为日本一般国民不但信奉他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并且能够实践我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

除了梁、孙、蒋，诸多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如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都曾受“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说的影响，研读过王阳明的学说。比如，1906年，宋教仁购买了《王阳明集》《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学提要》等书，还订购了《王学杂志》，且在日记中说，要对王阳明的学问“服膺之不暇”。

这种“服膺”，本质上仍是一种“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日本曾经积贫积弱，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日本既然能以阳明学为思想资源振兴起来，产生阳明学的中国必然也可以做到。

这种“服膺”，本质上也是一种“人们倡导他们需要倡导的东西”——王阳明认为，在亲身实践之前，不会存在一种完美的“知”来给“行”做指导，还主张“人人皆可为圣人”，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绝对正确的理论存在。这对身处转型期、看不清未来方向（或对自己选择的方向缺乏自信心）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言，在精神上显然有着很现实的肯定、激励的效果。章太炎对阳明学的理解——“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正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所谓“自尊”，就是“人人皆可为圣人”，不必妄自菲薄，要相信自己也能通过实践得出真知，所谓“无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没有“绝对正确的圣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的指导而慌张无措，先要去做，然后才会获得真知。

因其本质在此，当现实环境发生变化，这些政治人物对阳明学的认知，也会发生微妙的转变。

以孙中山为例。如前所述，1905年的孙，曾将阳明学视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但到了1919年，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孙却公开否定了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将二者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日本之维新，……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何以如此？原因其实很简单，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理论，也尚未成为革新的理论权威，还在行动中摸索道路。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同行者对自己的摸索的认可，所以他肯定阳明学，肯定在实践中求知的“知行合一”。到了1919年，孙的三民主义已成体系，孙也已成为革命的理论权威。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让革命党人信奉自己的理论，服从自己的指导，所以孙开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符合“实践之科学”，转而倡导“行易知难”“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对此一变化的缘故，胡适洞若观火：“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⑦

三、“平生俯首拜阳明”的诸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