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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变迁（第1页）

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变迁

先说说皇帝的平均寿命。

皇帝以“万岁”自诩，但自秦汉至明清，生卒年可考的“万岁”有200多位，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39岁。

当然，皇帝群体的平均寿命，远不足以代表其所处时代的民众平均寿命。

一者，皇帝拥有最顶级的衣食住行；二者，有一些皇帝在政治斗争中死于非命，有一些皇帝吞吃丹药自取灭亡；三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皇帝平均寿命”的统计，与“平均寿命”这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人使用的“平均寿命”概念，完整的说法是“平均预期寿命”，即某个年龄段的人，平均还可以继续生存多少年。如果表述中没有特别点出具体年龄段，则“平均寿命”一词，通常是指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还可以继续生存多少年。

在古代，影响“平均寿命”的核心因素，不是人的寿命上限，而是寿命下限，也就是婴儿死亡率（一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与儿童夭折率。无论中外，古代的婴儿死亡率与儿童夭折率，始终是非常高的。

反观“皇帝平均寿命”，指的是皇帝们平均能活到多少岁。它的计算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被统计者至少活到了登基；没活到登基，做不成皇帝，也就不会被统计进来。鲜少有人一出生就登基，所以“皇帝平均寿命”基本上不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在儿童期登基，所以儿童夭折率对“皇帝平均寿命”的影响也有限。于是，“皇帝平均寿命”往往要高于他所处时代的“平均寿命”——这种“高寿”，主要是统计差异造成的，不代表皇帝拥有的医疗资源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的测算，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平均寿命（即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可以继续存活多久），如下表所示（单位岁）：

再说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1949年之前，中国从未统计过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部分学者依据有限的地区人口调查资料，计算过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哈利·赛福特（HarryE。Seifert）在1933年的统计。他的结论是：民国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63岁。该结论后来被简化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引用与传播。①

不过，赛福特的结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他使用的材料局限于1929-1931年，材料调查的对象全部是农民，没有城市人口（赛福特在论文标题中已指出此点）；他的计算方法，也与后来联合国编制的“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存在很大差异。有当代学者利用相同的材料，改采联合国的方法重新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33。38岁，女性33。13岁，男女合计33。30岁。这个结论，比赛福特的少了1。5岁左右。②

除了赛福特的统计，还有三份与“民国人均寿命”相关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

第一份，出自学者薛仲三（按时间顺序）。1935年，薛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寿命，男性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薛统计的是城市人口，可以补充赛福特的不足。③

第二份，出自广西省政府的调查。自1937年起，广西在全省实行“生命统计报告制度”，积累了连续四年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广西学者利用这批资料，以“蒋庆琅法”计算，得出一个结论：1937-1938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18岁，女性43。30岁；1940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48岁，女性42。66岁。④

第三份，出自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0-1944年，该所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成了多种寿命表。其结论是：若将霍乱（当时呈贡县霍乱大流行）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2。8岁，女性34。2岁，男女合计32。8岁；若不计算霍乱死亡人数，则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3。8岁，女性38。0岁，男女合计36。0岁。⑤

当代学者利用相同的资料，改采联合国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包括霍乱死亡人口，男女合计，当地人的平均寿命是37。17岁；不包括霍乱死亡人口，男女合计是40。04岁。比陈达当年的结论高出了4-5岁。

由以上四份资料，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并不等同于“大部分人活不到40岁”。道理很简单，民国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也就是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仍高达170‰-200‰（江阴县农村甚至高达239‰），每一千名活婴，有170-200名不到一岁就去世了。在统计上，每一名婴儿去世，至少需要两名成年人活到60岁，才能补足40岁的“平均寿命”。

从清代的大约33岁，到民国的大约40岁，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这种变化，究其实质，乃是“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余绪。

所谓“人类寿命第一次飞跃”，指的是1796年英国人琴纳（EdwardJenner）发明牛痘预防天花之法后，儿童死亡率（非“婴儿死亡率”）大减，人类平均寿命提升到了40岁以上——牛痘法在欧洲推广初期，曾引起相当大的忧虑和争议，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DanielBernoulli）利用刚刚问世不久的概率统计，得出了牛痘法至少能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三年的结论。

在英国，牛痘法得到了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持，1799的疫情调查显示，因为接种牛痘，英国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大略同期，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乃至拿破仑控制下正与英国处于敌对关系的法国，都从英国顺利引进了牛痘法。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最先下令，全面强制俄国民众接种牛痘。1840年，英国国会也通过了立法，为所有英国民众免费提供牛痘接种，并禁止使用已然落后的人痘技术——这种技术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琴纳也很希望牛痘法能够尽快传入中国，欧洲人受过人痘法的恩惠，他希望更有效、更安全的牛痘法，可以成为对中国人的一种回馈。而且他认为，既然中国人能发明并接受人痘法，那也一定可以很顺利地全面接受牛痘法。

牛痘法传入中国，是在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1805年。这次传入，与西班牙政府的“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有直接关系。这场行动由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JavierdeBalmis）负责执行，他率船队先去了美洲，返程时又去了菲律宾，顺道将牛痘接种技术带到了澳门。广东南海人邱熺，成了最早接种牛痘、并致力于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琴纳的愿望得到了部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