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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册般青铜鼋纣王之恶（第2页）

那么，皇甫谧书写的这些史料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纣王最大罪名只是酗酒

具体到商纣王这个案例时，顾老找出了最可靠的西周文献——今文《尚书》，在里面找到商末周初周人给商纣王安插的几条罪名：“酗酒”（最大的一条）、“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认为这几大罪状不过是新朝国君对旧朝国君一种正常斥责，商纣王不过是个昏君，而并非是个暴君。《帝王世纪》《封神演义》那些奇奇怪怪的暴政，在周代早期文献中完全没有体现。

但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周灭亡后，学问从天子流传到了诸侯，在春秋无义战的社会背景以及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下，不少诸侯史官有了“以史为鉴”的意识，于是商纣作为前朝亡国之君，就被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不断论述。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箭垛式人物”。

孔子弟子子贡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很精辟地总结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后来战国时期官学到了私学，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庄子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证明“誉尧非桀”是当时赞毁的两个极端。荀子也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当然，从当时文献记录来看，商纣的罪恶远比夏桀多，在《帝王世纪》中都有总结。

在《论语》里，最早提到商纣时有三位仁者被迫害，即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谏死，这是后人对被纣王迫害的臣民最早的点名道姓。至于子贡当时听到的还有哪些，目前都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到了战国时期，关于纣王罪名井喷式发展如在《天问》里，就有淹杀忠臣比干、滥赏奸佞雷开的记载。雷开此人仅在此处提到，在《封神演义》里就成了一名殷商武将，与殷破败一起捕获过纣王逃跑的两个儿子殷郊、殷洪；《战国策》里说将鄂侯做成肉脯。

在喜欢用寓言的《吕氏春秋》里，关于此类记载是最多最详细的。比如《吕氏春秋》就提到酒池肉圃、杀鬼侯女并将鬼侯做成肉脯、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将梅伯剁成肉酱送给周文王、修建璇宫和倾宫、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杀比干看他的心脏、任用奸臣恶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比干的死，《论语》只说是谏死，而《天问》里又说淹杀、《吕氏春秋》则说杀死察看心脏。这样矛盾的记载，明显反映这些记录不可能都是真相。

类似的还有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在西汉刘安《淮南子》里说是一个才士，而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里说是一个老者；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剖开比干妻的肚子；将梅伯剁成肉泥送给周文王，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将伯邑考剁成肉泥。

而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里，又有了使用象牙筷子、设置炮烙之刑、作靡靡之音、长夜之饮导致失去历法等记载。到西汉中期的《史记》里，又有了加重赋税充实鹿台、收集奇珍修建苑台、罢黜贤臣商容、使男女裸奔于酒池肉林等说法，而且把过去很多史料整合进《殷本纪》里。西汉后期的《列女传》，最大的贡献是强化了妲己的罪恶。

到西晋的《帝王世纪》里，皇甫谧一方面对上述史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搜集了一些新的史料，这样才创作出一篇纣王的罪状书。

至此，纣王的一部完整的罪状书，正式确定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载大多来源于战国西汉，虽然对于魏晋来说时间向前推移了，但仍然不能代表商末周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尚书》中周人对纣王的指控里，我们又能读出一些什么细节来呢？

改革失败的商纣王？

回到《尚书》中周武王指控纣王的六条罪名，我们来逐条分析。

最大的罪名是酗酒，这条可以说纣王昏庸，但未必就能说他是暴君。

然后先看最后两条，即相信天命与不留心祭祀，其实也很难说是罪过。商人比较信奉神灵，相信天命本就是当时的传统观念。等到周人灭商后，才反思出来了“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道理；而不留心祭祀，也可以说正是商人世俗观念有所进步。

最后是中间的几条：不重用贵族、重用低贱者、听信妇人言，这三条指向的都是用人问题。先说听信妇人言这条，其实商朝本身就有妇女参政传统，如大名鼎鼎的武丁王后妇好，在商朝就非常被敬重。为什么周朝“听信妇人言”成了罪名？无非只是妲己出身不太高贵。妲己的母家是小国苏国，但当时苏国也已经投降了周朝。说明苏国人也不太看重妲己，或许妲己在苏国身份也并不高。

大体来说，夏、商、西周三代国王加强王权的行为，可以说有贪欲的一面，但从历史环境看却是进步的。商末仍然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国家形态已经完成，但血缘家族仍是社会主体。国王只能支配整个族群，不能支配具体的人口。

在建国初期，王权与族权更多是利用关系，但之后因为矛盾不断冲突，最终导致国王消灭贵族，或者贵族推翻国王。所以王权和族权既有利用又有对立的一面，走向成熟国家就要求王权排除族权的影响，而将公共权力直接延伸到个体家庭。

实际上，这种王权改革从商朝中后期就开始了。武丁最后即位的儿子是祖甲，在祖甲之前有不少兄终弟及，在他之后却基本父子相继。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件？卜辞的周祭制度是从祖甲时形成，内容是加强对直系先王的祭祀，而旁系先王的子孙不在其列。这代表王位继承权由同宗兄弟共有，开始限缩为直系父子所有。在商周贵族看来，自然是违背祖训的，所以春秋中期的单穆公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认为是祖甲改制导致的商朝灭亡。

文献中的商汤灭夏不无相似之处，尽管这些记载未必是信史，但大致能反映周人的朝代兴替观。

夏朝中后期有个类似祖甲的人物，就是夏王孔甲。清华简《厚父》提到“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国语》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似乎孔甲也进行了一次改革。夏桀与商纣又多有类似之处，《尚书》记载夏桀“弗作往任”“率割夏邑”，大体也是类似的做法。他们都做了加强王权、抑制族权之事，或许具体行为过激或不当，以致加速灭亡。

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也有类似之处。商汤和周武王都是打着氏族平等的旗帜，所以商汤政策是“网开三面”、伊尹则宣传“尧舜之道”；而周武王也对盟友称“友邦冢君”，认为周革商命是“行天之罚”。

但在他们坐稳了江山后，又想方设法与族权斗争。到了西周中后期的周厉王、周幽王，实际上又是祖甲、帝辛的翻版。但尽管王权往往败于族权，却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迎来了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早期国家终于进入了成熟国家。

总体来说，纣王的所谓荒**残暴，大概多数来自后人传说。当然，不能就此为纣王翻案，认为纣王英明神武，商朝的灭亡来自周人偷袭。实际上，如果没有盟邦支持，周人不可能在一战胜利后就能延续数百年的社稷。

商纣王作为亡国之君，行为肯定有不妥之处。然而，即使在当时周人政治宣传中，这位敌国国君的行径也并非太恶劣，对商纣王那些惨绝人寰的恶行，更多出于后世的记载。评价纣王其人，还是应该把其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而尽量淡化其个人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