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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7页）

“除了一件事情之外，你已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上校大声说道，“这匹马到哪里去了？”

“……很容易就算得出来”

福学家很着迷歇洛克·福尔摩斯在计算火车速度时看似魔术的数学方法，那时候他和华生正坐在“飞驰”着驶往埃克塞特的火车上。

A。S。加布里斯在《真正的莫里亚蒂》中指出，福尔摩斯宣称这样的计算十分容易，可这和他精确、理性的性格很不相称，因为这个计算远不如福尔摩斯做出的那些推理来得精准。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匀速行使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两分钟——福尔摩斯在不经意间使用一块普通的表计算经过一根电报线杆到另一根之间的时间，这至少有一两秒的误差。加布里斯指出，根据火车行进的速度，两分钟内出现一秒钟的误差就会对造成时速出现半英里的差异。“那么，一个有着精准头脑的人，”加布里斯推理道，“而且他自信在测量时间上有着近乎超人般的精准，他应该说‘每小时车速是五十三到五十四英里’，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车速五十二到五十五英里’。是不是福尔摩斯想给华生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华生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杰伊·克里斯特在《歇洛克在捣鬼》中得出结论认为计算车速并不容易。盖伊·瓦瑞克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和音乐》中计算得出，如果每小时车速53。5英里，那么福尔摩斯在通过两根电线杆期间数了2。2439秒，之后脑子里完成了复杂的分数计算。“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瓦瑞克认为，“福尔摩斯说出的精确的数字纯粹是用来和华生以及华生的读者开玩笑。”

“我在下一场比赛中一定会赢一点……”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否在银色马上下了注？他宣称自己要在韦塞克斯金杯赛之后的比赛下注，导致一些人认为福尔摩斯也许利用了内部情报。盖文·布里德写道：“没有证据说福尔摩斯把赌注押在银色马身上，不过考虑到他是福尔摩斯，以及他对银色马的了解，如果他忽略了这次机会，我们会非常惊讶。”罗伯特·基斯·利维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指出赛拉斯·布朗和巴克沃特勋爵（勋爵是德斯巴勒的主人，后来他因为对福尔摩斯有好感而将他推荐给罗伯特·圣席蒙勋爵侦办《贵族单身汉案》）是福尔摩斯的同谋者，谋划了这场比赛。他们可能赢得了一大笔钱，这也成为福尔摩斯的神秘收入来源。

查尔斯·B。斯蒂芬构想了一段可能的情节：赛拉斯·布朗悄悄将银色马藏起来，同时福尔摩斯在比赛的前夜乘坐火车回到伦敦，在这匹看似失踪的名驹身上下注，这时赔率是最大的。然后，布朗指示德斯巴勒的骑师一开始奋力争先，骑师这样做了，并不知道这一策略会让他失去了比赛。“证据十分明显，”斯蒂芬推理道，“正是福尔摩斯才有这样的头脑操纵赔率，使得自己得益，可这对于雇佣他调查这桩案子的人来说是不敬的。”

体育专栏作家里德·史密斯提出的观点同样让人不快。他在《邪恶的福尔摩斯》中批评福尔摩斯一旦涉足运动就产生了“道德上的盲点”。史密斯指出，发生在1891年的《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宣称从近来的案件中赚到的钱够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不过到1901年时（《修道院学校》），侦探承认：“我是一个穷人。”尽管福尔摩斯从办案服务中赚到了很多钱，但是，他实际上总是不够花——“很明显因为赌而失去走了一切。”史密斯接着指控福尔摩斯是“堕落的赌马者，他不懂赛马，当脑子里想着可卡因的使用和效果时，可能只会将注射器推入静脉，而不是想着纯种马”。

爱德华·T。布克斯顿在《他解决了案子并且在比赛中赚了一笔》中试图指出，福尔摩斯从一开始就怀着想要隐匿这匹马的动机。福尔摩斯没有将一位很有能力的驯马师投入监狱，彻底毁了那人，而是选择给这位赛拉斯·布朗施加压力，让他把银色马送去参加韦塞克斯杯赛。就算这个计划能让罗斯上校获得好处，他应该也不会批准，因此福尔摩斯将整个计划秘而不宣。但是，布克斯顿对于事件的看法并没有排除侦探在比赛上下赌注的可能。

附带一提，我们是否会相信，华生医生在这次比赛中下了一点赌注？要知道，到《肖斯科姆比别墅》发生时，他的一半收入都已花在赛马上。

《硬纸盒子》是华生最出色的案子之一，既是出色的推理故事，也是叫人激动的人间剧。它显然也是整个正典中最黑暗的故事，福尔摩斯和华生调查的这件案子以收到一个可怕的包裹作为开始，以揭露酗酒、通奸和谋杀的真相作为结尾。福尔摩斯追踪着寥寥无几的线索，苏格兰场的莱特斯雷德探长对那些线索视而不见，福尔摩斯却发现了隐藏其中的严重犯罪，而警察则认为那不过是恶作剧罢了。就算福尔摩斯这位坚毅的犯罪调查者也被自己发现的真相深深触动：“这怎么解释，华生？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实际上，案子中描写的人类情感极其残酷，以至于阿瑟·柯南·道尔在《回忆录》第一版出版时禁止收入这篇故事，他认为这篇故事不适合年轻读者。这个故事开了一个先例，在编辑方面十分糟糕；下面的文本来自《海滨杂志》的原始版本，完全复原了华生的最初构想。

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具有超人的才智，为了用有限的案例证明这一点，我尽可能选择那些虽然没有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但却最能体现他的才能的典型案子。不幸的是，我又无法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这真让我左右为难，要么必须舍弃那些对于他的描述必不可少的细节，这必然会给疑案本身增添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一些并非经过精心选择而偶然遇到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要翻看一下记录，看一看这一连串虽然非常恐怖但却着实离奇的事件。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上去是一种太荒谬的解决争论的办法。”

“太荒谬！”我大声叫道，但突然认识到他道出了我的内心想法。我从椅子上坐直身子，惊愕地盯着他。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我这副困惑的样子，他爽朗地笑了。

“哪里的话！”

“或许你嘴上没这么说，亲爱的华生，但你的眉毛表明了你的想法。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对此加以推理，并且终于打断了你的思路，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3

但我仍感到不很满意。“在你曾读给我听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理者是通过观察他同伴的举止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同伴先是被一堆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而后又抬头看星星，如此等等。然而我却是始终安静地坐在椅子里，我给你的推理提供了什么线索呢？”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是冤枉你自己了。人们经常用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也许你连自己是如何陷入沉思的也回忆不起来了吧？”

“是的，我还真是记不得了。”

“你对我观察得太仔细了！”我惊讶地说。

“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搞岔路。可是，你当时的思路又转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盯住他，似乎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不再那么聚精会神了，不过你仍旧望着那张照片在思考着什么。你在回忆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你肯定会想到比彻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因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而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你对这件事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所以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肯定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我猜想你又开始思考内战方面的事了。我观察到你双唇紧闭，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这时我断定你的脑海中出现的是双方在那场殊死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显得更阴暗了，你摇了一下头。你在思索那些悲惨、恐怖的事以及那些无谓的牺牲。你把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痕，一丝微笑闪过颤动的双唇，这向我表明，你的头脑中已充满着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与你的看法一致：那是荒谬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戈登将军的最后一刻》。

G。W。乔伊，1885

“非常正确！”我说，“虽然现在你对此已作了解释，但我仍还和先前一样不理解。”

“没有。我没有看见。”

“啊！那一定是你漏掉了。把报纸给我扔过来。在这儿，金融栏下面。拜托，把它大声读一读。”

他又把报纸扔还给我，我拾起来，念了他说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可怕的包裹》。

“《每日记事报》上就说了这些，”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吧。今天早上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讲：

“你看怎么样，华生？是否愿意冒着酷暑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装满烟丝盒，随后就到。”

“那可怕的东西就在外屋放着，”当莱斯特雷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全都拿走。”

“我会的，库欣小姐。我把它放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或许他会向你提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