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担心,再强调一下就好了。不管怎样,让姐姐把发卡拿掉就好了。虽然一直想道歉,但是一旦想要开口,又觉得“对不起”这个说法太不合适,想用最接近的说法说出来,又想不到。沉默良久,泪眼中,房间扭曲了,姐姐的脸变形了。
——因为……
姐姐动了动嘴,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用力眨了眨眼,盈满双眼的泪水一直流到了下巴,姐姐的脸一下子清晰起来,她看着我的前胸。姐姐再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话,然后走进隔壁房间,关上拉门。我侧耳倾听,想听听有什么动静,却一直没有声音。我就像被抛弃一样,当场僵住,动弹不得。不过,我拼命思考着姐姐那句话的意思。最终,我仅按字面意思理解了那句话。毕竟,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
——因为,我全都忘记了。
不过,后来我了解了这句话的真意。
忘记,是不可能做到的。
大约一年以后,姐姐在转校的高中毕业,开始在附近一家小贸易公司做会计。此时,父亲决定用他拼命攒的钱,开一家新的和食餐馆。一天早饭后,父亲在矮桌上给我们看一张建筑平面图。一楼是店铺,二楼是住宅,和“英”一模一样。
“我想在此,重新开始新生活。”
父亲面对我们,露出久违的笑容。我很开心。每天,父亲都是灰头土脸地回家,然后在浴室不停地洗着满是泥土的工作服。我一直觉得,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父亲。不止如此,一旦开始新生活,也许父亲和姐姐的关系会有所变化。家里紧张的空气,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原样,但多少也会发生些变化吧。可是,姐姐却直直地盯着父亲,说出了这样的话——
“爸爸你,没有这种资格。”
自从两人不说话以来,这是姐姐第一次清楚地对父亲发声。姐姐看着父亲,双眼似乎是混浊的灰色。姐姐为何这样说?父亲不是犯人,她明明比任何人都清楚。案发当天清晨,父亲从未离家,做证的不是别人,正是姐姐。
“我向警察撒谎了……”
姐姐的回答,让我越发困惑。
“可是,姐姐,当时你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吧?毒蘑菇案也好,爸爸被怀疑是犯人也好,什么都……”
没等我说完,姐姐摇摇头,向我坦白了令人吃惊的事实。
“其实,我早在几天前就苏醒了。案件也都了解了,爸爸被怀疑的事情,也都知道。”
姐姐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是医生和护士说的吗?那不可能。为了向姐姐确认父亲的不在场证明,警察应该已经明确禁止医院的员工谈及案件。并告诉他们,即使姐姐醒过来,也什么都不要说。况且,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明知姐姐已经醒过来了,却好几天都不联系家人,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当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种可能性。
“……是希惠姐?”
沉默良久,姐姐承认了。她醒来时,病房里只有希惠,将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她。希惠没有叫医生和护士,而是将她妈妈的自杀,她妈妈留下的信,姐姐长时间昏迷期间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姐姐。
“希惠说,照当时的情况,爸爸可能要被抓起来。我和希惠都不知如何是好。”
之后的几天,姐姐也一边继续装作昏迷不醒,一边前思后想该怎么办。最终,她决定说谎。于是告诉警察,神鸣讲当天清晨——雷电汤中被放入白毒鹅膏那个时间段,父亲没有离开家,她一直和父亲在一起。
“爸爸……那天早晨,去神社了吗?”
我想知道实情。
“不知道。”
“你并没一直看到爸爸?”
姐姐闭着眼,轻轻地,但是,明确地点点头。
现在,我依然相信父亲不是犯人。但是,这肯定是因为,我不能从客观角度判断此事的缘故。因此,看见的,也成了看不见的。当时,父亲多次被警察传唤,每次回家都像拖拽着身体一样疲惫不堪,父亲的那种模样,我亲眼所见。我自己也在学校遭到同班同学的欺负。当我走在村路上,所有视线都如夹着沙子的狂风般,刺痛着我。对于这一切的反驳意识,掠夺了我的客观立场。与我不同,发生在羽田上村的事件经过,姐姐都是从希惠那里听说并了解的。她比我更能客观地做出判断。那么,结果如何?她也和村民以及警察一样,认为父亲就是犯人。若是客观地看待此案,无论如何,结论都是如此。
——代替你,孩子们遭到了报应啊。
我们离开羽田上村时,那男人甩出的这句话,在姐姐听来,也肯定别有意味。我们被同一个雷击中,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我所遭受的只是几个小时的昏迷和零星的记忆丧失。但是,姐姐的单耳听力被毁,身体还被刻上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痕迹。
此后,我们从没提过那次案件。
但是,直到今天,我每天都会想起当年之事。
每次想起,我都会听到一个声音。那是目光冰冷的村民抛出那句不负责的话后,我突然听到的声音。父亲坐进汽车,在启动点火开关前,毫无血色的嘴唇,嘀咕了这样一句。我听得很真切。他说:
“没错。”
[1]日本明治天皇时代的年号(1868—1912)。
[2]日本昭和天皇时代的年号(1926—1989)。
[3]日本神社的神职,掌管神社的营造、祭祀、祈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