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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第七章 命中注定（第2页）

但是我对如今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仍然抱有希望，他们与以往那些极度贫困的人没什么不同。中国、孟加拉国和越南都经历了可怕的饥荒和战争，进步对它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这几个国家生产的服装，几乎充满了你的衣橱。35年前，印度的贫穷程度就和今天的莫桑比克一样。所以莫桑比克在30年后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的国家。沿着印度洋，莫桑比克有着长长的、美丽的海岸线，而印度洋将是未来世界贸易的中心。难道莫桑比克不应该变得繁荣吗？

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未来。我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非洲一定会追上欧洲。但我是可能主义者，而我看到的事实使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命中注定的本能使得我们很难接受“非洲可以追得上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这一观点。而对于今天非洲所取得的进步，人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认为这是由贫穷落后的命运中偶然的好运气带来的。

同样地，命中注定的本能使得我们认为西方世界的进步是必然的，当今西方世界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插曲，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很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预测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国家经济增长将维持在3%左右。而这些国家在过去的五年间，每一年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每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说，下一年它们的经济就会回到正轨，而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认识到，对这些国家而言已经没有正常的轨道了。所以它把增长预期调低至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那些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每年超过5%），比如加纳、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孟加拉国。

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很重要呢？这是因为他们的预测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你的养老金的投资方向。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使得它们对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然而当这些国家不再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些退休基金的投资也不再会获得增长了。原来预想中的低风险高回报的国家，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国家。与此同时，非洲那些正在高速增长的国家，却极度缺乏投资。

这个预测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你在一家西方的大公司工作的话，你将有可能错失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而这个市场正在亚洲和非洲形成。亚洲和非洲的本地品牌已经逐步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品牌认可度，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业务，这时你却仍然对非洲和亚洲所发生的进步一无所知。相比非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而言，西方的消费市场几乎只是一个零头。

出生人数和宗教

1998年，我做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的演讲。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多数学生都去拿咖啡，只有一个女生没有动。我看见她的眼中含着泪水，缓缓地走到了房间的前面。等她发现我在注意她的时候，她就故意转过脸，看着窗外。很明显她在哭。我以为她会跟我讲一个自己的伤心故事，来说明她不能参与这个课程的原因。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已经平静了下来，并且很沉着、很镇定地对我说：“我的家庭来自伊朗。你刚才谈到伊朗取得了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快速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在瑞典听到有人说伊朗的好话。”

这位同学和我交谈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瑞典语，而且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的口音。很显然，她已经在瑞典生活了很多年。我被震惊了。我仅仅是给大家看了联合国的一些数据，介绍了伊朗在人均寿命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下降。我也提到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1984年妇女人均生育6个婴儿到15年后少于三个。

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等收入国家几项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之一，而对于西方世界，这样的变化是鲜为人知的。

“这是不可能的，”我回答道，“不可能没有人说伊朗的好话。”

“这是真的。你说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下降意味着公共卫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对伊朗妇女而言。你也很正确地指出，很多伊朗的年轻人已经有了现代的价值观，并且会采用避孕措施。我从来没听到任何瑞典人说这些。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瑞典人也对伊朗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发生的这些进步，这些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仍然认为伊朗和阿富汗处于差不多的生活水平。”

伊朗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快速下降在西方媒体中从未得到报道。伊朗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厂，并且进行了强制性的婚前性教育。他们有着非常好的教育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夫妇们都会采取避孕措施来减少生育人数。另外，当他们遇到生育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专门的不孕不育诊所进行治疗。我在1990年就去德黑兰拜访过这样一家诊所。诊所的主人是马来克·阿夫扎里教授。是他在帮助伊朗的家庭做生育规划。

在西方国家有谁能猜得到伊朗的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甚至比美国和瑞典还要低呢？我们西方人不是提倡言论自由吗？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一个政府就对这整个国家的进步视而不见呢？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言论自由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快速的文化转变。

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对性行为有一定的规定。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会假设有某些宗教信仰的妇女将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事实上宗教和妇女人均生育人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而是收入水平和妇女人均生育人数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在1960年，有40多个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人数低于3。5人，而它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似乎人均生育率低的国家，要么是信奉基督教的，要么就是日本人。然而即使在这个年代，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例外，比如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它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它们的人均生育率却很高。

那么今天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在下面的气泡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把这个世界依据不同的宗教信仰分成三个组别：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我会向大家展示每个组别的人均妇女生育率和收入水平。像往常一样，气泡的大小代表了人口的规模。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国家的人口分布在不同的收入等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基督教国家平均有更多的孩子。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两张图。规律非常明显，无论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收入水平在第一级，也就是极度贫困状态的妇女就会生更多的孩子。

在今天，伊斯兰教妇女平均生育3。1个儿童，而基督教的妇女平均生育2。7个。从生育率上来说，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宗教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别。

不分种族，无论宗教，无关文化，全世界的父母们，无论来自美国、伊朗、墨西哥、马来西亚、巴西、意大利、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哥伦比亚、孟加拉国、南非、利比亚，都在规划着未来家庭的幸福生活。

每个人都在谈论性

人们总会夸大其词地说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会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这种生育选择是与文化和价值观相关的，是不可改变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价值观随时都在改变。

我们以瑞典为例。大家都认为瑞典是一个比较自由，对性比较开放，并且很接受避孕手段的国家，不是吗？然而，这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瑞典的传统文化，也并非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

在我自己的记忆中，瑞典关于性的价值观曾经是极度保守的。我的祖父古斯塔夫，他出生的年代正值瑞典刚刚脱离收入水平第二级的时候。他是他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瑞典人，他非常自豪能有一个大家族和7个孩子。他从来没为孩子换过尿布，从来不做饭，也从来不打扫房间。他也绝不会谈论性或者避孕。然而他的大女儿却很支持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权主义者在1930年就鼓励人们使用安全套。但是当她试图和她的父亲沟通避孕的必要性的时候，她的父亲变得极其愤怒，并拒绝谈论这些话题。他的价值观仍然是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但是这些价值观已经不被下一代人所接受了，瑞典的文化已经改变了。顺便说一句，我的祖父也不喜欢读书，而且拒绝使用电话机。

在当今的瑞典，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妇女享有堕胎的权利。对女权的支持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情况在1960年有多么不同的时候，他们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堕胎在瑞典仍然是非法的。在大学里面，我们偷偷筹集了一笔资金去支持女性远渡重洋，出国做堕胎手术。学生们做梦也猜不到，在那个年代我们把女性送到什么地方去做堕胎手术。是波兰，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五年之后，波兰禁止了堕胎手术，而瑞典规定堕胎合法化。需要堕胎的年轻女性们换了方向，从波兰拥入了瑞典。我想说的是，事情总是在改变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也是如此。

当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我总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固执的老人，就像我的祖父古斯塔夫一样。比如说在韩国和日本，很多妇女仍然要照顾她们丈夫的父母，同时还要照顾所有的孩子。我遇到很多男人，他们都很为这种亚洲文化的价值观骄傲。我也和很多亚洲妇女交谈过，她们根本不认可这种价值观。她们认为这种文化使得她们并不想结婚。

有个丈夫是什么感受

有一次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一个银行界的会议上，我坐在一位非常年轻的银行家旁边。她37岁，事业上非常成功，她在晚餐期间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亚洲的趋势和问题。然后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我问她，你有成家的打算吗？我并不想表现得太鲁莽，因为在瑞典，大家谈论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她也完全不觉得我的问题很突兀，笑着回答我说：“我每天都想着要孩子，但是我实在受不了有个丈夫的感受。”

我试图安慰这些女士，试图让她们相信这些事情正在改变。我最近在孟加拉国的亚洲女子大学给400名年轻的女生做了一次演讲。我告诉她们文化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脱贫和良好的教育以及避孕手段会让妇女们生育更少的孩子，并且使夫妻间有更和谐平等的生活。在这次演讲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激动。我看到这些女生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后来，有一些阿富汗的学生想告诉我他们国家发生的情况。她们告诉我：“这些变化已经逐渐在阿富汗发生了。虽然那里有战争，那里也有贫穷，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开始计划过一种现代的生活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也是伊斯兰教妇女，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你描述的那样的丈夫，和妻子一起计划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够只生两个孩子，并且把他们都送到学校去。”

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发现的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是亚洲的价值观或者非洲的价值观，也不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也不是东方的价值观，这和60年前瑞典的价值观一样，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观。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这种价值观会自然消失，正如在瑞典发生的一样，这些价值观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何控制命中注定本能

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我们的大脑认识到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今天的现实在未来未必仍然会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