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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第九章 归咎他人（第2页）

工厂经理告诉我：“我们的采购价格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问他：“你们派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

他笑了，对我说：“我们是这样做的：几年前，我们就认为工业机器人将要彻底改变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经过自主研发，建立了自己的新型工厂，全部用机器人来进行药品的包装制造。同行业的那些大药厂，它们的自动化水平和我们相比而言，简直就像手工作坊一样。所以当我们下订单给布达佩斯采购原材料之后，星期一早上6点原材料就通过火车运到了我们这里的车站。到星期三下午，安哥拉整整一年所需要用的药品量已经被生产出来准备装船了。在星期四的早晨，它们就会抵达热那亚的港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采购专员将会检查这批药品的质量，然后签收，并且在当天付款到我们在瑞士苏黎世银行的账户。”

“但你们的销售价格可是低于原材料的成本啊!”我打断他说道。

“你说得对，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供应商给了我们30天的账期，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用了四天就向我们付款，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资金在途的这26天时间来赚取利息。”

原来如此，我无言以对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做法。

当我很直接地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好人，而制药厂是坏人的时候，我的思维就停止在这一点，而不再去深究其他的可能性。我对中小型企业的创造能力一无所知。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好人，只是它们压低生产成本的能力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说谎的记者们

无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指责记者们不说实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前几章中，我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与其简单地指责记者不说实话，我们还不如仔细地反思一下，为什么媒体一定要给我们反映一个扭曲的世界？是记者们刻意为之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那些刻意制造假新闻的事件，因为那和我们想要说的主题无关，而且我也不认为是那些假新闻造成了我们扭曲的世界观，因为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而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2013年，我们在网上向全球公布各种测试题目的结果。那些结论很快就成为BB的头条报道。这两家媒体频道把我们的测试题在它们的网站上向公众公布，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己做测试，并且他们得到了数以千计的留言，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的测试结果如此差。

其中有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赌媒体人一定通不过这项测试。

我们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然后决定来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调查公司告诉我们，要想对记者群体做这样专门的测试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的老板愿意让他们接受这样的测试。当然，我非常理解这一点，没有人希望他们自己的权威被质疑，更何况如果测试的结果证实这些专家记者知道的并不比大猩猩更多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然而我的性格就是如此，人们越是告诉我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就越想去试一试。我的日程表中正好排进了两个媒体界的会议，所以我带着我们的投票设备去参加了会议。由于我的演讲时间只有20分钟，所以我不能问所有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了一些问题来问参会的记者们。下面就是测试的结果。我也对一个专门拍摄纪录片的制作人群体进行了测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共广播公司（PBS）、《国家地理》杂志和探索频道等知名的媒体。

看起来这些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并不比一般的大众知道得多，而且他们的答案也并不比大猩猩更好。

如果这个测试结果反映了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的普遍现象的话，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记者中的其他群体会比接受过测试的群体水平更高，或者能够在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说记者们是有意误导我们，或者对我们撒谎。当他们在悲伤的钢琴曲的背景音乐下，用严肃沉重的语气向我们介绍人口危机、自然灾害或者两极分化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想故意误导我们，所以责怪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只不过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误解而已。

记者群体的测试结果是灾难性的，其糟糕程度就好像一场空难一样。但是简单地指责这些记者和在空难中简单地归咎于打瞌睡的飞行员是一样毫无意义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答案，究竟为什么记者们会有这样一个扭曲的世界观？（答案是因为他们也是常人，他们也有着夸大事实的本能。）以及哪些系统性的因素会促使他们去推广这样扭曲的世界观和过分夸大的新闻？（至少一部分的答案是，他们必须和其他的媒体竞争读者的注意力。）

当我们彻底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要想让媒体改变他们报道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反映一个真实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柏林随手拍几张快照就用它们来给你做导航系统，帮助你在整个城市漫游一样，你也不可能指望媒体来给你提供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难民

2015年，有4000名难民在试图用橡皮艇偷渡到欧洲的过程中，在地中海溺水而亡。很多儿童的尸体照片被发布了出来，这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同情。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呀。当我们在享受着收入水平第四级的舒适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种事怎么能够发生呢？我们应该责怪谁呢？

我们很快找到了替罪羊，就是那些贪婪和残忍的偷渡贩子。他们骗了这些绝望的家庭，让他们用每人1000欧元的代价，买了船票，登上了致命的橡皮艇。当我们看到欧洲的救援艇从开放海域救出落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些难民不能坐飞机去欧洲呢？他们为什么不能乘坐每天往返于利比亚和土耳其的渡轮来到欧洲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交给这些偷渡贩子并登上危险的橡皮艇呢？毕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从叙利亚这种战乱的国家逃来的难民是可以在欧洲享受庇护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了记者朋友们和其他相关人士。然而他们所有人给我的答案都很不靠谱。

也许他们买不起机票？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每人都花了1000欧元去登上橡皮艇。我上网查了一下，有大量的土耳其到瑞典或者利比亚到伦敦的机票，价格甚至低于50欧元。

也许他们无法到达机场？这也不是真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到达了土耳其或者黎巴嫩，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机场。事实是，他们买得起机票，他们的飞机也有很多座位，但是在登机的柜台，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阻止了他们，不允许他们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议会从2001年起就决定打击非法移民。这项决议规定任何航空公司或者渡轮公司，如果他们送来了入境手续不全的非法移民的话，他们必须负担把这个人遣送回国的所有费用。当然这项决议也明确地表示并不适用于那些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逃到欧洲的难民，而仅仅适用于非法移民。然而这种规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航空公司的登机柜台，工作人员仅仅有45秒的时间来判断面前的人究竟是非法移民还是难民，这种事儿即使是大使馆也要花8个月才能做出判断。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对所有的航空公司和渡轮公司而言，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拒绝没有签证的人登机或登船。然而对于难民来说，要想获得一张去欧洲的签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土耳其和利比亚的欧洲大使馆，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些签证申请。从叙利亚来的难民们，虽然理论上拥有到达欧洲并获得庇护的权利，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坐飞机或者渡轮到达欧洲，而偷渡则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么他们为什么非要坐橡皮艇这么危险的交通工具呢？这也是由于欧盟的政策。因为欧盟的政策规定，所有偷渡来欧洲的船只一经发现将全部被没收。所以这些渡海的工具只能用一次。而偷渡贩子们不可能负担得起安全的船只。像1943年那样，从丹麦运送了7220名犹太难民到瑞典的捕鱼船，对于这些偷渡贩子来说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

欧洲的政府签署了日内瓦公约，赋予了饱经战乱的国家的难民寻求庇护的权利，但是我们的移民政策却使得日内瓦公约的实现成了问题，这客观上造就了偷渡的市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人们如果不是因为思维受到了阻碍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点。

我们总是有一种归咎他人的本能，却很少反省自身。我认为聪明善良的人通常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很难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移民政策导致了这些难民的丧生。

外国人

你还记得在前面第五章我们提到的那位印度官员吗？他理直气壮地反驳了西方世界对印度和中国造成了气候变暖的指责。我用那个案例向大家说明了人均指标的重要性。但同时它也体现了当我们倾向于归咎他人的时候就会停止思考事情真正的原因，也不会对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分析。

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造成了气候改变，以及他们的人民应当降低生活水平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温哥华科技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全球趋势的演讲。当时一位女同学带着绝望的语气说：“他们不应当这样生活，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他们的大气排放将会杀死这颗星球。”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言论，就好像西方人手里拿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其他国家几十亿人的生命一样。我环顾四周，发现她周围的同学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对她的观点表示同意。

大气层中积累的二氧化碳气体都是在过去的50年间由那些收入水平进入第四级的国家排放的。加拿大的人均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仍然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八倍。事实上，你知道每年燃烧掉的化石燃料中有多少是由全球最富裕的10亿人燃烧的吗？超过一半。然后全球次一等富裕的10亿人，烧掉了剩余化石燃料的一半。以此类推，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用掉的化石燃料，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一。

地球上最贫穷的10亿人口，要奋斗20年的时间才能够从收入水平的第一级进入第二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将增加两个百分点。要想进步到收入水平第三级和第四级，他们需要再奋斗几十年。

看到这些真实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西方人是多么轻易地就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别人。我们经常会说“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生活”，然而正确的说法则应该是“我们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

外国的疾病

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在现代的特效药被发明出来之前，最恐怖的一种皮肤病就是梅毒。一开始患者只是觉得皮肤很痒，然后这种皮肤病就会逐渐向内部侵蚀肌肉和骨骼，直到人体的骨架。这种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国家被称作不同的名字。在俄罗斯，它被称作波兰病；在波兰，它被称作德国病；在德国，它被称作法国病；在法国，它被称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他们称之为法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