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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第十章 情急生乱（第2页）

紧急情况之一

事实问题13：

全球气候专家预测，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全球的平均温度将。

□　A。升高

□　B。保持不变

□　C。降低

“我们需要制造恐惧!”这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告诉我的。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他谈到了如何教育大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并对我说了这句话。那是2009年，我们在洛杉矶的TED大会的后台进行交流，他要求我使用我们的气泡图描绘出未来二氧化碳如果持续排放，这个世界将会面临的最坏情况。

我非常尊重戈尔先生为普及世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我确信你在上面的事实问题中选出了正确的答案。在所有的问题中，这是唯一一道所有的观众都战胜了大猩猩的题目。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芬兰、匈牙利和挪威94%，加拿大和美国81%，日本76%）。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能有如此广泛的认知，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关于减少气候变化的《2015年巴黎协议》能够达成，戈尔先生也功不可没。他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戈尔先生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一点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我也为能够有机会和戈尔先生合作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当他要求我通过数据给人们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不能同意。

我不喜欢恐惧。对战争的恐惧以及情急生乱，曾经导致我出现严重误判，误以为我在医院接到的病人是一名苏联飞行员，并误以为地上流满了鲜血。恐惧再加上情急生乱，使得我关闭了道路，并且导致了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渔民溺水死亡。恐惧和情急生乱会使人们做出愚蠢的决定，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需要的是系统化的分析、深思熟虑的决定、逐步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细心的评估。

我也不喜欢夸大事实。夸大事实会削弱数据的可信度。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言，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人们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气候的变化。我们不能等到气候变化发展到无法逆转的那一刻再采取行动。现在立即采取行动，将是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我们夸大事实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我坚持，如果需要我用数据展示可能出现的最坏后果的话，我必须同时展示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设立开启民智基金会组织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世界的偏见。如果我们带着偏见，仅仅为人们展示最坏可能后果，并且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继续推演，这有悖我们组织的初衷。我们是在利用自己组织的信用，来唤起人们行动的决心。戈尔先生不能接受我的观点，他继续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在没有可靠的专家预测的情况下，制造出让人们觉得恐惧的气泡图表。最后我对他说，副总统先生，没有数据，就不会有气泡图。我们做不了您要求的事情。

一部分未来的事情容易被预测，另一部分则不易被预测。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很难做出一周以上的天气预测。要想准确地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失业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由于我们对于整个系统的复杂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究竟需要预测多少参数？它们的变化究竟有多快？一周之后，温度、风速、湿度这些参数，都会经历数以十亿计的变化。一个月之后，数以十亿计的美金会易手数十亿次。

相比较而言，人口预测是相对准确的。这是因为人口的预测其实只涉及两个参数：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人们出生、成长、繁衍、死亡，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要完成这样一个循环，而这样的循环周期平均是70年。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仍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无论何时，当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拥有开放、清醒的头脑，也必须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应当只选择一种最差的情形来展示给人们并装作我们对其很确定。人们会自己发现答案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给人们展示一种正常的情形以及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声誉，人们也才能持续地信任我们。

坚持以数据为基础

在第一次与戈尔先生交谈之后，我时常回想他对我说的话。

为了确保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要重申一遍，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非常担心。我也深深相信，气候变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在2014年相信埃博拉病毒的严重性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给人们仅仅展示最坏后果，而不展示其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一点我十分理解。但是，所有关注气候变化的人都应该停止恐吓公众。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继续恐吓公众就好比持续地用脚去踢一扇已经打开的门，这是毫无必要的。现在，是我们停止空谈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行动应当是基于真实的数据和冷静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恐惧和情急生乱的本能。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所有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必须尽快停止。我们很清楚这些人是谁，就是那些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人，是他们排放了最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需要收集这方面的准确数据，并且持续跟踪。

在我结束了和戈尔先生的谈话之后，我开始寻找并收集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样的数据非常难以获得。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卫星图像，现在可以每天监测北极冰川的面积。这充分地证实了北极冰川的面积每一年都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减少。这样我们就有很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但是，当我在努力寻找气候变暖的原因，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的时候，却发现数据非常少。

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国家都可以持续追踪自己国家的GDP数据，并且每个季度都发布官方统计数据。然而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却仅仅每两年公布一次。所以我开始努力游说瑞典政府以季度为频率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持续地统计数据？如果我们根本都不追踪气候变化的过程，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呢？

我非常骄傲地说，自从2014年开始，瑞典政府每个季度都追踪温室气体的排放（瑞典政府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每季度公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韩国的统计学家最近拜访了瑞典政府，希望能够学习如何及时地统计和发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空谈和恐吓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当你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完善度。

制造恐惧是很容易的事

讨论气候变化的声音持续高涨。很多社会活动家相信，气候变化是唯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所有其他问题的罪魁祸首。

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来宣扬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叙利亚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还是鲨鱼攻击等所有问题，他们都归咎于气候变化。有些时候，这些讨论是有科学依据的，而很多时候则毫无科学根据可言。我非常理解，他们迫切地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远期风险的迫切性，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所采取的方法。

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竟然创造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气候难民，并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我个人的理解是，气候变化和移民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气候难民的概念，是人为制造出来夸大事实的。其目的就是想把人们对难民的恐惧转化为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从而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当我和这些社会活动家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告诉我，只有夸大事实才能够激发人们的恐惧和紧迫感。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促使人们马上采取行动，来预防未来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短期内这样做可能可以奏效。但是，但是，但是……

喊了太多次狼来了之后，整个气候问题的可信度和所有气候问题专家的声誉都会受到损失。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夸大事实地宣扬气候问题在战争、冲突、贫困或者移民问题中的作用，只会使得人们错误地从其他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转移注意力，并拖延人们去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我们就不可能成功。

而这些夸大其词的社会活动家，自己也终将成为受害者。因为当他们频繁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得到民众的支持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因为变得高度紧张而不能专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所有严肃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人，必须在头脑中同时保留两个观点：他们必须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不要过多地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丧失理智；他们必须研究最差情形，但是也要同时认识到预测的不确定性。在激发别人热情的同时，他们自己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有效的行动，并且不丧失自己的公信力。

埃博拉

在前面的第三章，我描述了在2014年，在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我们采取行动太慢了。那时候，直到我看到了发病率曲线按照翻倍规律增长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而，尽管在如此可怕和紧急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冷静地分析数据，然后再采取行动。我从自己过去的教训中学到了，绝不能让本能和恐惧来驱使我的行动。

当时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所得到的疑似案例的数据是非常不准确的。疑似案例，意味着尚未确诊。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患者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最终死于其他疾病。这种情况仍然被记录为疑似案例。当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愈演愈烈的时候，疑似案例的范围就被大大扩大了。当有限的医疗资源被大量地投入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时候，对其他疾病的治疗的资源就大大削弱了，这直接导致了很多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其他疾病。然而，这些死亡的患者中的很多人被定义为疑似案例。所以，疑似案例的数据就越来越被夸大，越来越偏离事实。这时候最重要的数据应该是确诊案例。

如果你不能追踪进度，你就不知道你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了。所以，当我抵达利比里亚的卫生部的时候，我马上问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确诊案例的数据。我当天就得到了答复。患者血液的样本被送到四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而他们的检测数据，是在混乱的电子表格中记录的，所有这些数据并没有合并统计。我们有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数百名医生参加行动，却有很多软件工程师在开发毫无意义的埃博拉app（对这些软件工程师而言，app就是他们的锤子，他们希望埃博拉病毒是钉子）。然而，却没有人通过追踪过程数据来验证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