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商量好,让卡泰利娜下午三点前在门口等着,马车来时让车夫不要摁铃。我呢,就悄悄坐上公证人派来的车。爸爸要是问起的话,妈妈和阿达就对他说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玩了。
我也不想描绘我是怎么焦急地等待着三点的到来。
卡泰利娜终于上楼来叫我了。我溜出家门上了车。车里坐着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他问我:
“您是乔万尼·斯托帕尼?”
“是的,我这儿有信……”
“好极了。”
不一会儿,我进了公证人切阿比的办公室。市长已经在里面等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姐夫马拉利也来了。他一见到我显得很不高兴。我装做没看见他,反而同他的女佣人问好。她是跟着马拉利后面进来的,坐在我旁边,问我近来怎样。
公证人切阿比坐在安乐椅上,他前面摆着一张方桌子。这个公证人的样子真逗人:矮矮胖胖的,圆圆的脸,头上戴着一顶老头戴的帽子。由于帽子上的缨穗老是拖在耳朵上,他总是摇着脑袋企图把它甩开,就像一个额头上长着长发的人总是把长发甩到后面去一样。
他看了看大家,接着又摇了摇铃,说:
“证人!”
这时候,两个穿一身黑衣服的人,站在我和公证人中间。公证人拿起一个夹子,带着鼻音开始读起来,他读遗嘱的音调就像在念祷词一样。
“我荣幸地以在位的维多利奥·埃玛努阿莱国王陛下的名义……”
下面是一大堆冗长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直到念到威纳齐奥先生临死前口授的话时,我才每句话都听懂了。
当然,我不可能确切地回忆起每一句话,但我能记起他各种遗产的数字,回忆出他口授的遗嘱内容。我觉得他是用一种非常古怪的方式口授这份遗嘱的。遗嘱充满着嘲弄的口气,似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在临死前,还在开一个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的大玩笑。
他的第一个意愿就是从他的遗产中拿一万里拉给切西拉。我无法形容公证人读到这段遗嘱时场上的情景。切西拉听到这个幸运的消息都晕倒了。大家围在她身旁,只有马拉利除外,他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两眼盯着他的佣人,好像要把她吃掉一样。
然而,听到威纳齐奥先生解释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给这个年轻的女佣人时,又觉得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于他的侄子。
“我留下这笔钱给提到的纯洁的切西拉(下边都是这么说的),首先是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的我一生最后的几年中,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她对我好得甚至超过了我的亲戚。我特别感谢她经常叫我‘水果冻’的外号,这个外号是形容我由于瘫痪不断地颤抖。”
我记得很清楚,正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威纳齐奥先生的。如果切西拉现在知道她为什么能得到这笔可观的遗产的话,那么她应该感谢我。接着,威纳齐奥先生继续解释说:
“此外,我所以用特别的方式做出这个有利于好姑娘切西拉的决定,是因为受到了我侄子正确的、健康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他总是告诫说,在世界上不应该存在奴隶和主子。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种做法,使得纯洁的切西拉再也不用在他家做佣人,而对于我侄子来说也不用做主子了。”
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朝着市长低声地唠叨着:
“唉……真是!……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市长微笑着没说话,但他的笑容却含有某种嘲讽的味道。这时,公证人继续念着遗嘱。另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是尊重高尚的利他主义理论的,而这正是我侄子信仰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在我看来,把我的钱留给我的侄子是一种错误,是违背这种理论的。我的侄子一直是激烈反对金钱和特权的,首先是反对遗产的。因此,我把上面提到的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的感情,对我的恭敬和长期以来他的愿望,我把被他内弟乔万尼·斯托帕尼拔掉的我最后的一颗牙齿留给他,作为纪念。我特意给这颗牙镶上了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公证人从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大别针。这只大别针正是我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张开的嘴巴里拔出来的那颗蛀牙。
看到这颗牙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马拉利律师从来没有这么反常过,他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看来他在使劲控制自己。突然,他伸出拳头对我说:
“流氓!你在笑自己的流氓行为吧!”
他恶狠狠的话使得大家都转身望着他。公证人对他说:
“冷静一点,律师先生!”
他把装着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那颗牙齿的匣子递给了马拉利,但马拉利先生却手把它推开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