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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与颉刚论古史6（第2页）

（七）《公羊》大义由《传》，《繁露》，到何氏之变迁，中间可于断狱取之。

（八）《谷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传？

（九）《史记》与《国语》的关系。

（十）《史记》果真为古文家改到那个田地吗？崔君的党见是太深的，决不能以他的话为定论。

（十一）《左氏传》在刘歆制成定本前之历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传》决不是一时而生，谅亦不是由刘歆一手而造。我此时有下一个设想：假定汉初有一部《国语》，又名《左氏春秋》，其传那个断烂朝报者实不能得其解，其间遂有一种联想，以为《春秋》与《国语》有关系，此为（第一步。不必两书有真正之银丁扣，然后可使当时人以为有关系，有此传说，亦可动当时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这个观念支配而去于《史记》中用其材料的，这个假设小，康崔诸君那个假设太大。公羊学后来越来越盛，武帝时几乎成了国学。反动之下，这传说亦越进化，于是渐渐的多人为《国语》造新解，而到刘向刘歆手中，遂成此“左氏传”之巨观。古文学必不是刘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且此古文学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在当时成了断狱法，成了教条，成了谶纬阴阳，则古文之较客观者起来作反动，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进化。

（十二）《左传》并不于材料上是单元。《国语》存本可看出，《国语》实在是记些语。《左传》中许多并不是语，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吕相绝秦语文章既不同，而事实又和《左传》所记矛盾。必是当年作者把《国语》大部分采来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们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传》《国语》文字之比较。《左传》《国语》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细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处。

（十四）东汉《左氏》传、说之演进。《左氏》能胜了《公羊》，恐怕也有点适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实不能满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书》之面目。

现在我只写下这些点。其实如是自己作起功来，所有之假设必然时时改变。今文古文之争，给我们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庄孔刘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极客观的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们自己提醒的道路。

现在看诗，恐怕要但看白文，训诂可参考而本事切不可问。大约本事靠得住的如《硕人》之说庄姜是百分难得的；而极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为刺卫宣姜，真正岂有此理。此明明是称赞人而惜其运命不济，故曰“子之不淑”，犹云“子之不幸”。但论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地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颂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论固已不必再讨论。玄同先生的议论，恐怕也还有点奉今文家法罢？果如魏默深的说法，则宋以泓之败绩为武成，说“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即令自己不砚厚脸皮，又如何传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为抽象词，则哀公亦可当之，正不能定。如为具体词，自号武王是汤号。且以文章而论，《商颂》的地位显然介于邹鲁之间，《周颂》自是这文体的初步，《鲁颂》已大丰盈了。假如作《商颂》之人反在作《鲁颂》者之后，必然这个人先有摹古的心习，如宇文时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这样心习。那么，商颂果真是哀公的东西，则鲁颂非僖公时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静庵先生的话，“时代较近易于摹拟”，这话颇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为臆测。或者摹拟两个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颂到商颂，由商颂到鲁颂，文体上词言上是很顺叙，反转则甚费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遗传的农歌；以传来传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极大之，故今已不顺理成章。这类诗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风》否也未可知。因为此类农歌，总是由此地传彼地。《鸱鸮》想也是一个农歌；为鸟说话，在中国诗歌中有独无偶。东山想系徂东征戍者之词，其为随周公东征否则未可知。但豳风的东西大约都是周的物事，因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与《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为是大京调小京调。风雅本是相对名词，今人意云雅而曰风雅，实不词（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今不及详论矣。

破斧恐是东征罢敝国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叙，恐无如此之实地风光。破斧如出后人，甚无所谓。下列诸疑拟释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时物，何以《周诰》如彼难解，此则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话，这官话是限于小范围的，在后来的语言上影响可以很小。诗是民间通俗的话，很可以为后来通用语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话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却不然，亦复一例。且官书写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传。诗是由口中相传的，其陈古的文句随时可以改换，故显得流畅。但虽使字句有改换，其来源却不以这字句的改换而改换。

周公东征时称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极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邮。尾十多张，待于上海发。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读中国书后，所发议论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颉刚案：傅孟真先生此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书中看不清的草书字甚多，恐有误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文刊载于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