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之后,对英美宣战的日军开始攻打九龙,骆宾基就想离开香港,而这时萧红还在医院里,他临走前与萧红有一段道别的对话。
骆宾基说:“今天跟你来道别的,我要走了。”
萧红就问:“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要冒险离开?”
骆宾基说:“我要偷渡。”
接下来进入正题。萧红说:“那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吗?”
骆宾基说:“还有什么?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意思是安排萧红住院,由医生护士照顾她。
同时,骆宾基也把萧红的稿子拿到手上,就是萧红的名著《呼兰河传》,至少第一版的版税就是骆宾基得到的。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骆宾基是她的编辑,帮她出版成书,版税只能先放在他手里。
萧红就问:“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面对耍无赖的小朋友,萧红只好说:“那你就去吧。”
骆宾基发现萧红埋过脸去,终于沉默安定了下来。
萧红说:“面对现在的灾难,我需要的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时候死去,我会好起来,会有自信。你的眼光表明你就是把我当一个要死的人来看的,平时也把我当作别的那样的人来看,这是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感觉到的,你是不是也曾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很浪漫的作家来看?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前就站在萧军一方?我知道,和萧军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入为主,以为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做人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对人粗莽?”
这段话也非常重要,是借萧红之口对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但这话是不是萧红讲的,她平时有没有透露过这样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萧红说:“我早就该跟端木分开了,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家(哈尔滨),现在我想在父亲面前投降了,因为我的身体不行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端木是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香港,他从今天起就不会来了,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要回家。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说要回青岛吗?那你把我送到许广平那里,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至于端木,每个人有个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要追求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为什么还要向别人诉苦?有苦你就自己用手遮起来,一个人生活不能太可怜。”
萧红话说到这份上了,骆宾基还是问出了一句幼稚的话:“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三四年?这不太痛苦了吗?”
萧红估计也是无奈,就跟他讲:“筋骨若是疼得太厉害,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仁了。”
在这个阶段,端木只来过一次,在病床前伺候了一番,当时滞留在香港的柳亚子也给了萧红很多帮助,留了一些钱。
接下来,是骆宾基的另一段重要记载:
1942年1月13日黄昏,一周后萧红就逝世了。这一天萧红被动了一个错误的手术,被误断为喉癌,喉管开了刀,手术之后萧红平静地靠在躺椅上,当时端木和骆宾基两个人在。萧红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口袋里若还有多余的铜板就给他两个,不要去想给他又有什么用,他向你伸手了,你就给他,你不要管有没有用,你管他有没有用做什么?凡是对自己并不受多大的损失,对人若有一些好处,那么就应该去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这种话对自己的丈夫说出来已经非常尖锐了,接下来萧红又讲:“我本来还想写写东西,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去写吧,你们难过什么?人又有谁是不死的?你们能活到80岁吗?生活如此,身体又差,死算什么?我很坦然。”
骆宾基听到这里哭了,萧红说:“你别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舍不得你们。”
在此处骆宾基又记录了一个细节,端木一边痛哭一边说:“我们一定挽救你,宾基你出来,我们商量商量。”然而据骆宾基的观察,在端木身上,这是他很少见的一种有爱的真挚,他们握手并且拥抱,但这份真挚像阳光的闪耀,只存在了一个夜晚就消失了。
1月19日夜里,因喉管手术萧红已无法再说话,只能写字。这天夜里骆宾基写下来的字,就是萧红的遗言。
她先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写。”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红楼梦》应该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无关,很可能是类似《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样的小说。
萧红是一个视野开阔、很有力量的作家,且从不利用小说等严肃文学作品来描述自己的苦难,哪怕自己生在黑暗之中,她也想着能够照亮和温暖别人。所以,她说的“留得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写”,也算是她唯一的遗憾,因为生前无法完成了。
最后,萧红才谈到自己的一生,她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们对回忆往往有过滤效能,即过滤掉不好的,留下那些美好的,据说这是精神分析学里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整天想着那些难过的事,精神状态肯定不会好,所以便会不自觉地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过滤掉。但在我的印象中,通过阅读和一些人生经历,发现人临死时往往想的多是不如意的事,就像萧红的这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作为一个来自东北的文学女青年,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受交通信息的限制,真有怀才不遇这种可能的,然而她没有办法。文坛领袖鲁迅能为其第一部小说作序,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但萧红在临死前对自己的总结还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骆宾基有一个最感人的细节,就是因萧红不能说话,他一直坐在床边陪着。萧红就问他,坐这么久很无聊,你是不是想抽烟,你要抽烟到走廊上抽一根就可以了。你是不是没有火?
骆宾基看她情况那么糟糕还在想着自己,就说不想抽烟,其实也没有火。估计他的表情被萧红察觉了,这时候就回他:“那我让护士给你拿个火。”这是骆宾基记录的萧红临死的最后一句话。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虽然充满了张力,有些地方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同意见,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想有更详细的了解,还需努力去研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避免我们掉进文字的陷阱。
我想把萧红一个人从武汉到重庆后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来作为她的故事的结束语:“我总是一个人在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