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给我们带来冲突。据说,伦敦和纽约惩罚说废话的人。我们教育的绝大部分是富于同情心和社会化的。那些由见多识广、社会地位高的人培养大的男孩和女孩们,在他们的举止行为中表现出相当好的风度。富勒说过:“纳赛公国的威廉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学得一门课程,每次上课,他都摘下帽子。”你不能让一个有教养的人脱离这样的社会。他们在道德上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妇女,社会要求大量有教养的妇女——读书的女人,习惯于悠闲而精致的生活,习惯于戴着眼镜,欣赏图画、雕塑和诗歌,习惯于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商业机构的老板、著名律师或政治家被带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组成的军队的联系中,而那些人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社会的极大可能性。伦敦提供给今天人们想象力的最佳诱饵是,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人口和环境方面,人们相信对于一个具有罗曼蒂克的人来说,内心存在着一种和谐,而那些诗人、神秘主义者和英雄则希望直接面对他们的对手。
我希望城市能教给他们更好的课程——一种沉默的方法。虚荣是英国年轻人突出的弱点,他们的话语间带有较低的商业腔调,不能尽量避免使用自我夸耀之词,但那些穿着朴素的人们从不做任何承诺,只管踏踏实实做事,使用单音词讲话(这样讲起话来言简意赅),言之有物。他们用最低的名份称呼他们的雇员,并且从最令人讨厌的语言中获得他们最锐利的武器。他们的谈话往往与天气和新闻密切相关,当然,他们也允许自己进入令人惊叹的思想宫殿,并不封闭自己,能够持久地学习和进行哲学思考。
试想,那些隐姓埋名的伟大人物被忽视的秘闻轶事是如何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就如同人们聆听一位国王微服私访的演义故事一般。在世界历史上,这类轶事很多。如拿破仑就喜欢穿着朴素地出席金碧辉煌的招待会;还有像伯恩斯、斯伯特、贝多芬、威灵顿、高斯或任何具有先验力量和智慧的人,他们没有被任何人所忽视;再如伊巴浓美,他曾说过“谁能不说话呢?但我永远倾听别人讲话”;最后说高斯,他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更喜欢谈论轻松的微不足道的话题,使用通俗语言,宁可穿破衣服也不穿好衣服,这使他显得比他本人的真实状况更不相符,更富有城府。
由此看来,旧帽子和旧式厚大衣更富有魅力。我曾听说,整个国家的许多资金都投在优质绒面呢的生产上,服装的生产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人们却不去批评自己。旧式厚大衣像美酒,它并不束缚你的嘴,而人们只是赶时髦。有一首诗写道:
走得远远的但要谨慎,
因为你,发现那将确定不变,
你表现得越贫穷,越低贱,
你就越容易穿出格调。
与此相似,米尔尼斯在他的《卑微的行业》中以另一种方式写道:“依我之见,人们总是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我面前,他们从不带任何面具掩饰自己。”
很奇怪,我们的人民总是表现出精神亢奋的样子。大概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位机灵的外国人谈到美国人时认为:“无论他们说什么,总是带有一些演讲的味道。”然而,在书本记载中,杰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点之一是习惯于自我贬低。
请相信,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上百万衣着华丽的人们中间,精致的衣服会变得没有差别,而你却发现一些幽默和诙谐的人。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晚会上,一个举止和形象毫无特点、长着一张红面团似的脸的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关于个人才智、学识和个人家庭等各方面的信息——直到你认为他已经置身于大人物中间。
我记得一个阴雨天的早晨,在巴勒的摩城,街道被鲜红的雨水遮蔽了,其实这是人们穿的鲜艳的衣服被雨水淋过之后也“装饰”了地面。英国人喜欢不加装饰的感觉。在那里,大人物的车马及随从均十分朴素。而华丽的装束意味着新的和危险的财富。像约翰·皮姆赞颂“先生”的称呼一样,威廉·皮特先生认为在欧洲,“先生”这个头衔是与国王相对称的好称呼。在反法战争爆发前,那些坐在破旧、简陋、阴暗会议室里的国会下院议员们,激发了自己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
当我们想把城市作为一切最好事情的中心时,城市通过放大微不足道的小事降低我们的身份。乡下人发现城镇里有餐馆和理发店,但他已经看不见壮丽的地平线、山川和平原,而这些东西使他保持了冷静或高昂的情绪。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易变的和肤浅的群体之中,这伙人的生活就是为了表现和屈从公众的观点。可鄙的骚乱事件和各种灾害使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你说上帝必须尊重那些明确拥有自己生活目标的生命,但在城市,他们会因为这一无关紧要的烦恼(骚乱)背叛你。
我们必须在所有特性和行动方面具备较高的素质,否则,将一钱不值。我必须有孩子,我必须做几件大事,我一定要经历某种社会形势和历史,因为,我的思想和言论要有主体和基础。但是,为了赋予这些附属物以价值,我必须把它们理解为自己的部分,或者宁可将其理解为引人注目的财富,这对人民比对我个人更有益。我们在学者们身上看到这个抽象过程,并视其为当然的过程;当我们评价有见识的人时,正是因为这些素质增加了其魅力。
同恺撒一样,拿破仑是睿智的人,他能不带主观感情地考察每一个对象。他虽然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能够在可行的标准上评价游戏、建筑物和事物的特色,并给予公正的结论。
即使我们发现某人在悟性和技巧方面的才能,这个人仅被我们看作是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名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主观看法;诸如此类的还有,庄园主费尔法克斯被看作是对古文物研究充满热情的人,法国君主卡谨在数学方面超群的天才,一个在世的银行家在财富方面的成功,一个新闻记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鸟类学研究上。所以,如果在阿肯色或得克萨斯枯燥无味的旷野上旅行,我们应评价旁边座位上那个正在读贺拉斯、马担雅尔、卡尔德隆作品的人,我们希望与他接近。
当我们说文化开启审美意识,让我们的审美意识觉醒时,我们所能修改的只有个别字眼,而信条是不可能更改的。仅仅为蝇头小利而活着的人与乞丐无异,虽然他可以是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螺钉,但绝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自我。我每天都得容忍人们对于美丽概念的追问。他们不懂得魅力意味着每个主体在每时每刻都是能美化的,更不懂得产生魅力的行为方式——自我克制精神和善意的举动。宁静和欢乐是绅士的标志——宁静就是能量。希腊的战事平静了那些无论如何都沉迷于暴力行动的英雄们依然保持宁静的冲态,正如我们说尼亚加拉瀑布的下落是看不出速度的一样,其中都暗藏着杀机。欢乐智慧的结果是文化的进步,也是成功的满足,因为,它显示自然和智慧的目标已经达到。
当我们把更高的天赋应用于日常的活动,沮丧和不愉快就让位于轻松自如的和惬意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超长时间和超大空间会导致高尚的精神和对死亡的冷漠态度。美丽景色的感染,高大山峦的威仪可以抚慰我们恼怒的心绪,提升我们的友谊。而圆顶高耸,内部装饰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无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类似的影响。我听说在一个宽敞大厅的高悬的天花板下,仓促的人经常由于自己的粗心而遗失东西。欣赏雕塑和绘画会让我们形成沉稳行事的性格,消除我们紧张的心态。
但是,文化总的说来必须从雄辩、政治、贸易和实用艺术等经验性技艺的更高程度的融会贯通中得到加强和提高。一种高尚的思想和权力经过特殊的排列和调整,其影响和效力就可以从他们内部的总体意义中迸发出来。在一个天赐的机缘中,亲眼目睹了某件重大事件的史家,决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而是将高瞻远瞩地参与这些事务,虽然他讲不出什么富有哲理的话,但他却拥有使人倾倒和畏惧的力量,他有足够的能力区分法律代理人和财务代理人处理事务方式的差别。一个居于华盛顿政党首领的人,读了报纸上的一个谣言,并猜测到地方上的政治家们都有深悉每次报告的正误之道,因此,所有这类活动的结局看起来都足以令人满意。
但是,文化有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对识字不多的人是如此,就是对专家而言也是如此。对勇敢者来说,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那些带着丑陋面具的朋友。人一生中的最大不幸往往就源自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方式来学习哲学,但这种方法无异于嘲弄英雄。先哲曾说,我们应该秉持羞耻心、贫穷和作为惩罚的孤寂。这是至理箴言。我们应该像平静的流水一样去努力征服汹涌咆哮的急流,因为急流能教给我们更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当一个国家陷入动**时,个人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没有保障了。革命并不可怕,一场革命至多束缚你五年。在面对自己的敌手时任何时候都不要太软弱。但可以尝试面对那些平民百姓对你的那种冷漠的蔑视。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必须得品尝百味人生,他必须容得下内心的仇恨——从不记恨任何人,他既无朋友,亦无敌人,仅仅根据能力来评价人。
瞄准高目标的他必须梦想一个易于抵达的家园和掌握正确处事的方法。上天有时庇护外表难看,名声狼藉的人,就如同芒刺保护果实一样。假如存在任何为你准备的伟大事业,它绝不会在你的呼唤中到来,当然也不会以简单、时髦的形式到来,你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
流行和时髦是属于花花公子和玩偶家族的。波莫里说过:“陡峭山崖和崎岖小路是为上帝准备的。”按照前人的观点,他是一个鄙视阳光的伟大人物,他总是对社会抱着指责的态度。他们宁可让船为躲避潮汐和风浪尽可能晚些启航,但在这船尚未揭开覆盖物和解开缆绳之时,他的伙伴就伴随着飞舞的彩带和齐鸣的礼炮驶入了港湾。世界上任何商品都需要出价购买,而只有友善不必带着目的和妄自尊大去获得什么名份。
高斯的妈妈指责贝蒂不注意着装,衣着过于随便,贝蒂回答道:“在我们贫穷的法兰克福,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作为一种在通常人们看来是轻率的地方观念,信守这个观念的年轻人竟能率真地评价自己,是如此地实事求是,真不可思议。
伯克说过:“所有那些关于严肃和节制的教育几乎都将过分提高人类社会的成本。”谁希望严肃呢?谁希望拒绝名望和礼貌而成为贫穷、低贱和不礼貌的代表呢?而那些敢于这么做的人,又有谁能保持脾气的温和以及精神的欢乐呢?高尚的道德并非带来愉快,但最终人们会看到它卓越的社会调节功能。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文化的起源不可能太早。在与学者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大自然的童年岁月,他们就陷入了迷茫,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虚构各种宗教文学和世界的无限性。我还发现,作为被研究和评价对象的子孙后代,他们研究鉴别祖先们活动的机会与日俱增,而现在成长起来的人们,由于有年龄的优势和出生时代的优势,更有条件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好学者。
我认为,对一个学者而言,经过他们的深入研究,他们将知道,一个体贴的男人将确定一个世俗的改良目标,通过这种改良,人类将变得温柔,得到矫正,实现升华;而这个人将回避在娱乐方面的每一笔支出,这将危及这个社会和世俗的财富积聚。
迄今发现的化石标本向我们表明,大自然中的生命经历了由初始的简单形式到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的发展历程,而且,地球对它们的栖息生存适应到什么程度,生命就将进化到什么程度——当高级生命出现,低级生命就将逐渐消亡。
当今世界极少有哪个人种可以被称作是已完成进化的人。我们的身上依然残留着先前的低等四足哺乳动物所特有的某些组织器官。我们称这众多的生灵为人,但他们事实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其中的一半仍匍匐于大地之上,不断攫取各种生存条件以获得自由。人类需要各种能将其带入忘我境界的音乐。假如爱,投入地爱,就带着泪水和欢笑去爱;假如求索,就带着苦难和执着去求索;假如发生战争,就带着大炮去作战;假如信仰宗教,就带着慈悲仁爱之心面对生活;假如从事贸易,就得有足够交易的金钱;假如搞艺术,就要创作出代表作;假如致力于科学研究活动,就带着**穿越广阔的时空,这能使他麻木的神经再度跳动。让虫茧穿破茧壁,让新生命降临,并获得自由——我们开辟生活之路,高唱胜利的赞歌。
四足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经逝去,大脑和心脏时代到来了。当我们已知的有害形式不再被组织起来,这个理性的时代就将到来。人类的文化不花费任何东西,但源于所有的事物,改变所有的事物。它能够化障碍为手段和工具,化全部敌人为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