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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改变习惯（第4页）

有些可以救，有的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决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

莎拉·班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在她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儿怕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

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

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的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的直挺”。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织造而成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失调了。

战时，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让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不过是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现在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这千万吨的TNT顶上，就会让我吓得连骨髓都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更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奉命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我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两千到四千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

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从胸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自己的常识。我跟自己好好地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地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就要被枪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得开心些。’”

“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吧。”

改变忧虑的习惯的第四条规则：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让忧虑“到此为止”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在华尔街赚钱？当然，恐怕至少有100万人想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本书恐怕就要卖一万美元一本了。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很多成功的人都加以应用。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查尔斯·罗伯茨，他是一位投资顾问。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到纽约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万美元，是我朋友托付我到股票市场上来投资用的。我原以为，我对股票市场懂得很多，可是后来我赔得分文不剩。不错！在某些生意上我赚了几笔，可结果全部都赔光了。

如果我只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我倒不会怎么在乎。可是我认为把我朋友们的钱赔光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有足够的钱。在我们的投资出现这种不幸的结果之后，我实在是很害怕再见到他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仅看得很开，而且还乐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开始仔细研究我所犯过的错误。之后我下定决心，在我再度进入股票市场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和他交上了朋友。我相信我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我知道能做出这样一番事业的人，不可能全靠机遇和运气。”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以前是怎么做的。然后告诉我一个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在市场上所买的每一宗股票。都有一个到此为止、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比方说，我买的是每股50美元的股票，我马上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美元。’这也就是说，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买进价低5美元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就可以把损失只限定在5美元。

如果你当初买得很聪明的话，’这位大师继续说道，‘你的赚头可能平均在10美元、25美元，甚至是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美元以后，即使你半数以上的判断错误，也能让你赚很多的钱。’

“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办法，从此便一直使用，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块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所谓‘到此为止’的底限原则，也可以用于股票市场之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给自己也订下‘到此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种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真是太妙了。”

我真希望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学会了将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要抓住每一个可能会摧毁我思想平静的情况呢？为什么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没必要去操更多的心……”

不过，我至少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还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付诸流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我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克·瑞斯洛、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用美元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

我把那本书题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实在太好了，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刮的大风雪一样。当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不值一文，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当时用棍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转呢？几个星期以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来。

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部小说的两年时间看作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我是不是很高兴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呢？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件事情，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小时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只鸟在华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且付得太多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

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给苏里文。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时上台谢幕，于是他们站在舞台的两边，分别面朝着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他们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更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是我向来以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伊迪丝姑妈也能有林肯这样宽以待人的胸襟。她和姑父法兰克住在一栋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恶劣，灌溉条件也差，收成自然不好。他们的日子很艰难，每一个小钱都得省着用。

可是伊迪丝姑妈却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姑父法兰克很担心他们的债务无法还清，而且他是个很注重个人信誉的人，不愿意欠债，因此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让他太太再赊账买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