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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句鲁莽话八年难升官（第1页）

二　一句鲁莽话，八年难升官

初更时分，苏轼与弟弟苏辙换了一身体面的新衣战战兢兢来到礼部侍郎府，拜访天下闻名的醉翁欧阳永叔。

此时暮色刚刚褪尽，一轮新月皎然而升，侍郎府内轻风漾漾竹影摇摇，后花厅六扇两人高的掐金刻丝透雕海棠穿枝楠木隔扇门大敞四开，花厅里摆着一张水磨大漆整雕花梨木八仙桌、八把楠木万字纹四出头官帽椅，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梅尧臣五位大人正聚坐浅酌，谈笑风生。月影下三名歌伎，两个穿红衣的一吹洞萧一执檀板，中间一名紫衣人疏眉细目，意兴萧索，左手执纨扇，右手轻捻锦带，口中唱道：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

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栏人不见，绞绡掩泪思量遍。”

南唐词人冯廷巳这首《鹊踏枝》本就清丽哀婉，柔若无骨，这歌伎偏又生得如嗔似病，唱得嘤咛悱恻，真比竹影还要寒凉，比月光还要清冷，一曲唱罢，堂上几位大人纷纷赞叹，连刚进后院的苏轼、苏辙二人也忍不住鼓掌称赞。

坐在主位的欧阳修一眼看见苏轼两兄弟到了，忙起身招呼他们：“到这里来。”指着两人对几位大人介绍：“这是眉山苏老泉的长子苏轼，次子苏辙，皆是难得一见的大才。”

听欧阳修如此推重这两个年轻人，富弼、文彦博一起转过头来看。只见苏轼、苏辙二人都戴高士巾，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交领大袖袍，腰间系着青丝带，腰蹬黑布靴，衣服还算齐整，却也平实无奇，两人都是高挑身材，生得面目清秀，长眉细眼，颧骨略高，鼻梁挺拔，眉眼儿十分相似，一望而知是两兄弟。只是二十二岁的苏轼留了两撇燕尾须，肤色较白，眉目间带着些笑意；苏辙肤色略深，神情于紧张中显出几丝严峻，这是两人性格不同，兄长较随和，弟弟执拗些。

也难怪苏氏兄弟显得拘谨，这两个年轻人虽已算得川中名士，可见识今晚这样的大场面进汴京还是头一回。

就在他们面前这张八仙桌上居然坐着两位宰相、一位枢密使、一位侍郎、一位翰林学士。只见宰相富弼留了一副花白的山羊短须，面容富态，眉目温和，脸上挂着一丝恬淡的笑容。文彦博蓄一部浓密的长须，拂满胸前，身材枯瘦，面相沉静，不苟言笑。这两位宰相身旁坐着统管大宋兵马的枢密使韩琦，这位文武双全威震西陲的名臣生得魁梧健悍，一张黑脸上长了个威风凛凛的狮子鼻，两只虎目凌厉如电，不怒自威，虽然坐在两位宰相身侧，架势却扎得比宰相还大，略有盛气凌人之感。礼部侍郎欧阳修五短身材，一张方正的脸盘，重眉细眼，隆鼻厚唇，在富弼身侧相陪，笑容满面。那位选中苏轼考卷的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虽是与欧阳修齐名的文坛泰斗，可在这张桌上只能敬陪末座了。

在这几位前辈跟前苏轼、苏辙本不配有座位，但欧阳修今天宴客本意是要提携这两个年轻人，特意在席上备了椅子让他们坐。苏轼兄弟哪见过这样的阵势，缩头缩脑不敢坐，欧阳修只得连连安慰，坐在首席的富弼也笑着说：“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也？’我等老朽窃踞高位而已，两位不必拘礼。”指着座位再三示意，苏轼和苏辙才大着胆子坐下。

就在众人寒暄时院里的紫衣歌伎又唱罢一曲，向堂上道个万福翩然退去，这曲歌词却谁也没听清楚，而歌者已去，略觉扫兴。富弼指着欧阳修对苏轼笑道：“听醉翁夸你才华了得，不知词牌上的造诣如何？”

当朝宰相面对面地问话，苏轼心里一慌，想也没想就脱口说道：“学生倒能做诗，可词牌生疏，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苏轼说得是实话。因为科举只考诗、赋、策、论，苏轼自幼家教甚严，一直就围着这四条打转儿，确实极少填词。可要说“没有作品”就有些过谦了。

富弼问这话其实是递个话题给苏轼，而且问得是“词牌上的造诣”，话头儿设得挺宽。若有好词句不妨当场念一首，必能博得众人喜爱，就算不擅此道，哪怕只把刚才歌伎吟唱的那首《鹊踏枝》评论一番也好。哪知苏轼颇为愚直，递到面前的话题竟接不住！富弼神色间略有些不快。欧阳修忙在旁笑道：“诗言志，词写意，自古如此。你们都是年轻俊杰，志向高远，所以只重诗不重词，以后阅历多了，或许两者皆好。”

欧阳修这话算是给苏轼打了个圆场。于是众人都把刚才的话题丢开，重新闲谈起来。

又说了一会儿话，欧阳修抓个空子回头问苏轼：“你对当下的时文有什么看法？”

眼看欧阳修又把一个好话题递了过来，苏轼要是再抓不住就未免太笨了些。

好在蜀人天性直爽，快言快语，最喜欢辩论，苏轼年纪轻，为人全无城府，好辩论的天性比一般人更胜。现在欧阳修当众问他，苏轼顿时忘了两位宰相和枢密使大人在座，只冲着欧阳修拱手笑道：“学生以为当今天子仁孝厚道，惠民利国，官员百姓皆以天子为榜样，忠孝仁爱，天下敦睦，圣治无双，自尧舜以下未见此盛世。然而反观历朝历代，但凡盛世太平往往引发奢靡邪侈之风，富人炫耀财富，官员讲究排场，但求一身享乐，不问百姓疾苦，学子空谈玄虚，不尚实学，百姓唯知经营获利，人心渐坏。所谓盛世如蜜，最易养痈，若不早治，久必溃烂。”

苏轼毕竟是个年轻人，要说他的思想比宰相、侍郎还要深刻，那就夸大了。可苏轼这几句话也说中了时弊要害，席上的几位大人纷纷点头。梅尧臣在旁问道：“依你之见，要破这时弊当从何处入手？”

苏轼低头想了想：“学生听说上古圣王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只看他的言谈举止即可，若从言行之间看不出此人的品行，就让他写诗明志，但凡一首诗志向高远，此人必是可用的君子，所谓：‘登山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可见古人的胸怀是何等淳朴坦**。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心越来越邪恶，世道渐渐腐坏，孔子就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可见春秋时的人心已不像圣王时代那样淳朴，以至于孔子有此一叹。到今天，人心更比春秋时代败坏了十倍！单凭诗赋已经看不出一个人的心了，不得不在考试中加入策论，以‘论’来评议古人的是非，以‘策’来考察学子对时事的见解，于是策论文章成了读书人进身的根本，读书人也都在这上头用功。然而教化衰落，人心不古，竟是控制不住的事，上古有《诗》、《书》、《礼》、《易》皆是宏篇大论，到秦汉还有文章可读，至唐代，能把文章写得古朴清奇的只剩一个韩愈，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学韩文未成，仍有可观，其后又有一个孙樵，自称韩愈门下第四代弟子，文章学皇甫湜而不成，仍有清奇之处，自孙樵以后天下文章便一无可观了。”

听了这话，堂上几位大人相视而笑。

苏轼这个后生竟一蒿子打翻一船人！把唐代以后的文章全不承认了。这也是苏轼才高志大，年轻气盛，就没想过堂上坐着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梅尧臣四位大人个个都是大宋朝的文章领袖！别人不说，难道欧阳修那名动天下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不值一读吗？

然而机缘凑巧，时运当头，苏轼这几句狂话正对了欧阳修的心思。

大文豪欧阳修出身贫苦，四岁丧父，家里连买纸笔墨砚的钱都拿不出来，母亲就把细沙铺在地上，用芦杆划沙教他认字。年纪大些了仍然没钱求学，只能捡别人扔掉的旧纸头儿来读，偶尔从废纸堆里捡出一篇文章，却是韩愈的《师说》，读后如饮甘露，认定这才是写文章的正路子，从此对韩愈崇拜有加，自己的文风也豁然一变而为雄奇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