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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拣尽寒枝 第一章 王安石要垮（第2页）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宋实行“君臣共治”，皇帝和臣子亦臣亦友，相处还算融洽。然而在宋朝以前，臣子向皇帝奏事的时候可以得个座位，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君臣也是对坐而谈。但宋太祖赵匡胤一心想贬宰相之权，与宰相范质交谈时故意说看不清奏章上的文字，范质上前指点，内侍趁机搬走了范质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不配有座位，只能站着答话了。

从君臣之间对坐议政；到皇帝坐着下诏，大臣肃立恭听；再到皇帝高坐龙椅，臣子跪着回话；最后发展到臣子穿上“马蹄袖儿”装成马、扮成狗，趴在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而且以此为荣……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政治上的退化和从政者人格上的蜕变实在令人惊讶。

可不管怎么说，大宋朝的臣子在皇帝面前还能站着——也就是说仍然有尊严。王安石请求神宗皇帝赐给讲官一个座位，倒不是与皇帝争权的意思，而是希望皇帝作出一副亲近臣子、尊崇学术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借机缓解一下因为推行新法、贬逐重臣造成的紧张局面。同时，这也是王安石内心一个固执而真切的念头：辅佐圣天子，成尧舜气象。

早在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汉唐直追尧舜，建立一个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在王安石的想象中，“尧舜时代”就算达不到“帝者与师处”的程度，至少也是个“王者与友处”的境界，如今的朝臣在皇帝面前早不配谈师友二字，勉强能够算得上“霸者与臣处”吧，这和王安石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若能从侍讲官与皇帝对坐讲学做起，将来有一天，宰相在皇帝面前谈话时能得一个座位，“君臣共治”四个字真正做到实处，那么尧舜之世也就可以期待了。

王安石外表执拗，内心天真，认定神宗皇帝是位千年一遇的圣明天子，在这样的天子面前为侍讲官讨一个座位应该不难。可他就没想过，一边帮皇帝打击台谏，夺取权柄，巩固独裁；一边又建议讲官与皇帝对座，想要抬高“学术”在朝廷中的地位，强化“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王安石这个天真可笑的建议神宗毫无兴趣，淡淡地说：“卿所言也有理，但君臣之间尊卑有别，侍讲官虽然和天子讲论学术，可他的官职前头有一个‘侍’字，这意思很明白，乃是朕的侍从之臣，既是侍臣，岂能有座位？”

王安石忙说：“臣以为侍讲官讲论的是学术，陛下听的也是学术，所以陛下要敬的是‘学术’而不是‘讲官’，这座位其实是赐给圣学的……”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神宗已经连连摆手：“卿觉得国事要紧还是学术要紧？”也不等王安石回答，已经自说自话，“朕看国事比学术要紧！眼下朝廷变法大业比什么都重要，朕凡事都仰仗宰相，可见宰相之位比侍讲更重吧？若侍讲官在朕面前有了座位，是不是宰相议事的时候也该有个座位？”

神宗说出这话，好像王安石为侍讲官请求座位是给他自己“谋私”。王安石吓出一身汗来，再也不敢争论，急忙奏道：“陛下言之有理，是臣把事情想简单了。”

王安石说得没错，在皇帝面前为臣子讨座位，本就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好在神宗皇帝为人极其厚道，没有多说什么。王安石也不敢再多嘴了。

见王安石不吱声了，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听说《市易法》推出以后外头多有怨言，卿对此怎么看？”

新法推行至今哪一天不被人反对？王安石哪一天不遭人诟骂？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了，淡淡地笑道：“新法已有显效，天下人从中受益，那些反对的或是因为私利，或是食古不化，陛下不必理他们。”

良久，神宗皇帝抬起眼皮，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

见皇帝懒洋洋地不置可否，王安石心里有点虚，赶忙又说：“《青苗法》推行以前，百姓用钱只能向豪强富绅借贷，受尽盘剥，如今朝廷发下‘青苗钱’，百姓都来向官府借贷，利息不过两分，民心何等欢悦！《市易法》借鉴了周朝的‘司市制’和汉朝的‘平准制’，推广开来可以平抑物价打击豪强，保护小民的切身利益，百姓们怎能不拥护？《免役法》取自《礼记》，乃是周朝旧制，早年农夫们被官府任意差遣，如今只要交一笔‘助役钱’即可免除徭投专心耕作，国家每年因此增收一千三百多万贯，正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保甲法》取自周朝推行的‘作丘甲’，自实施以来累计训练乡勇民兵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为国家节省练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若《保甲法》继续推行下去，今后练成的乡勇数量将是目前的十倍，那时陛下还用得着担心乡下有土匪盗贼吗？就算辽国、西夏再来进犯，有这些乡勇民兵在，朝廷也无所畏惧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道理，王安石有点儿口干舌燥，略缓了口气才又补上一句：“我大宋立国百年，和胡虏交锋屡屡不顺，然而变法以后国富兵强，河湟一战尽取青唐、洮河之地，二十多万羌人归附朝廷，这也是新法取得的成效。”

王安石在御座下唠叨不休，神宗皇帝在上高坐似听非听，脑子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变法到现在也有四年时间了。这四年间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先后推出均输、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农田水利、方田均输、市易诸法，颁布实施以来颇能让朝廷得利。

朝廷增收还是小事，熙宁二年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同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熙宁三年王安石接掌宰相之权，在这短短两年之内，神宗皇帝以王安石为棋子、拿“变法”当幌子，不费吹灰之力把仁宗、英宗两朝遗留的元老重臣或贬或罢，扫了个干干净净。又借王安石之手拔除谏院，扫**御史台，从此垄断了朝廷言路，再借着大臣们的反对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把这个曾经尽力替皇帝卖命的小集团打散。到今天，大宋朝廷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这些要紧职位皆被“三司系”出身的一帮新贵把持，而高踞于这些权臣之上、手提缰绳控制着整个朝廷大局的，就是神宗皇帝自己。

自从大宋立国至今始终奉行一个“君臣共治”，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位天子从未能像神宗这样集政、军、财、谏四权于一身。这是神宗皇帝登基五年来最大的成就，每想到此，神宗赵顼总不免暗暗得意。

自从做皇帝那天起神宗就摆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在这张棋盘上，王安石是一只最有力量的“车”，四年来王介甫挟皇帝之命在朝堂上横冲直撞，立了无数功劳，如今《市易法》已经推行，而且也如早前预料的，《市易法》引起的争端大到了难以平息的地步，这可以算是推行新法的一个**了吧。

**虽美，不能持久，**过后，时局就该归于平缓了。

朝廷变法未必全盘成功，这不稀奇，但一些重要法令被天下人抵触，最终不得不撤销，却有损皇帝的体面，这时候皇帝就得把某个臣子推出去，让他承担“变法害民”的罪责，以保证皇帝的尊严不至受损，其他新法仍能推行。

——战国时代有个“商鞅变法”，到后来被推出去杀头以平民愤的正是商鞅。如今大宋朝的变法被民间以讹传讹唤做“王安石变法”，这个被推出去平民怨、当祭品的臣子该是谁呢……

当年那个“置制三司条例司”是皇帝亲自指派王安石一手组建的，三司条例司所有人员是王安石一手挑选的。三年前，这些人大多是六七品的小官，现在他们一个个飞黄腾达，掌握着朝廷上要害的部门，从名义上说，这些人仍然是王安石的亲信，而王安石从熙宁二年以参知政事总揽朝局，到熙宁三年正式拜相，至今已做了三年宰相，被他提拔起来的臣子已经不限于早先那个“三司系”了……

依惯例，宰相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任用亲信控制朝廷要害部门更是绝不允许的。像王安石这样主政期间亲手提拔几十个重臣、把持朝廷各个要害职司，大宋立国百年从未有过。

权柄过重，亲信太多，这是王安石身上一个惹人讨厌的地方。

王安石身上还有另一个惹人讨厌之处：此人太正直了。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这话正应在王安石身上。这个人平日不吃、不喝、不贪污、不好色，没有权欲，不好虚名，行得正坐得直，品行操守无懈可击，连政敌都挑不出他的毛病来，颇有几分传说中的“圣人品德”。可恶的是，这个品行上无懈可击的“圣徒”孤拗刚硬，个性极强。因为王安石无私无欲，在这个人面前，神宗皇帝不得不把自己那些私心私欲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来。

这样小心翼翼收拾了好几年，对神宗来说难免有些累。

变法大业的“立法”阶段已基本完成了，引发的民怨该有个人出来收拾了；王安石提拔的人够多了，在宰相位子上坐得够久了，也该把他跟那些“三司系”的亲信做一个切割，免得尾大不掉；至于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的种种执拗、种种刚烈、种种顶撞、以自身之“无私”压制皇帝“私欲”的种种讨厌，神宗皇帝也受够了。

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神宗皇帝的圣明倍于尧舜，当然是一位圣人，而王安石，就是神宗亲手“扎”出来的一只“刍狗”，早在被推上宰相之位时就注定了献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