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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宗摆下一盘大棋（第3页）

王安石在皇帝面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话，其实确定了一件大事：这场变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掌着大宋朝的财赋，现在王安石以“三司”为蓝本创设一个新衙门，由这个衙门总揽变法大事，也就是说，这场变法的根本目的乃是为国敛财。

变法革新，为国敛财，富国强兵，这都是神宗皇帝最想听的话。至于新衙门叫什么名字并不要紧，于是点头道：“就依卿之见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吧。只是三司条例司该由何人执掌？”

王安石知道神宗那个“狐疑”的脾气，忙说：“臣久在外放，刚刚回京，人事并不熟悉，主持三司条例司的人选还是由陛下定夺吧。”

王安石平时脾气很倔，外号叫做“拗相公”，可在皇帝面前却乖巧得很，几句话说得十分得体，神宗心里暗喜，略想了想：“就命枢密使陈旭与卿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吧。至于具体办事的人，还是由你来举荐。”

皇帝先派下两个诤臣牵制王安石，又在三司条例司安插一位枢密使来分王安石之权，这些王安石不敢计较。至于三司条例司具体办事的人，属于中级官员，皇帝没必要一一指定，王安石也就不客气了：“臣请以枢密副使韩绛、判司农寺曾布、太子中允吕惠卿、集贤校理章惇、吕嘉问五人担任三司条例司检详官，共同拟定变法章程。”

王安石举荐的五人之中，韩绛是王安石那位好朋友翰林学士韩维的哥哥，与王安石当然也是莫逆之交。另外四个都是年轻人，以才干著称，资历却浅。王安石用这几个人为变法的副手，一来显得他办事公道，并不任人唯亲，二来王安石自己资历不深，用几个资历更浅的人比较好办事，三来王安石也估计到神宗是位年轻的君主，当然亲近这些英气勃发的青年臣子，有点儿投君王所好的意思。

果然，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人事安排非常满意，立刻首肯：“就依此办理吧。”说着又加上一句，“最近大名府推官苏辙就变法之事上了个札子，朕看此人对时政颇有见地，不妨也让他在三司条例司中占一席。”

众所周知，苏轼、苏辙两兄弟都是人中俊杰，可他们的才华偏不被王安石看重，尤其王安石很讨厌苏轼那些被天下人传抄的策论文章，觉得苏子瞻政治上夸夸其谈，文章中空洞无物。对苏辙进入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也不太满意。

然而苏辙这个人很有特点，虽然年纪不大，为人沉稳干练，曾写过一篇策论批评仁宗皇帝，差点因言获罪，朝廷里都知道苏子由是个敢说话的人。这次三司条例司的办事人员全由王安石指定，皇帝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不踏实，故意把苏辙塞了进来，既是牵制，也是监视。王安石当然明白皇帝的心思，唯唯称是。

数日之后，神宗皇帝依王安石所请专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眼看被天下人期待几十年的变法终于开始了，朝野内外一片欢呼。兴奋之余，有些臣子竟喊出“王介甫不起则已，一旦起用，太平立致”的口号来！这本是一句不着边际的狂话，可众臣听后纷纷赞叹，深以为然。

在这片热烈的欢呼之中，御史中丞吕诲忽然上了一道札子弹劾王安石，斥其为：“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这封不合时宜的札子一出，朝廷震动，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宰相曾公亮都出面指责吕诲的上奏是胡言乱语，毫无根据！翰林学士司马光平时和吕诲交情很深，干脆找到府上当面问吕诲：“朝廷等待这场变法等了二十年，现在刚得到一个领头变法的人，你怎么上札子弹劾他？”

面对老朋友的指责吕诲坦然应道：“王安石确实有才干，也有一个好名声，可这个人性格偏执，是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脾气，君子与他无法合作，小人必然乘虚而入。现在不弹劾此人，真让王安石做了宰相，大事将败！我也知道凭自己这点儿力量扳不动王安石，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吕诲这些话在司马光听来实在不知所云！两人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也正如吕诲所言，以他的力量根本就动不了王安石。这道札子递上去之后朝野上下对吕诲同声谴责，眼看在京城无法立足，吕诲只得辞去御史中丞改任郑州知府，灰溜溜地离开了朝廷。

吕诲对王安石的指责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他把事情整个弄反了。

“王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致”这句话已经说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变法的主持者不是王安石，而是神宗皇帝赵顼！王安石，只是一个被皇帝起用的办事人员而已。

当谈到北宋王朝这场举世瞩目的变法之时，有两个问题很容易被混淆。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王安石变法”，有的只是一个“宋神宗变法”，说得含蓄些，可以称之为“熙丰变法”，熙是熙宁，元是元丰，这是神宗皇帝在位时使用过的两个年号。

熙丰变法，从始至终都是神宗皇帝赵顼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个巨大的棋盘上，主持三司条例司的翰林学士王安石、枢密使陈旭是皇帝手里的两个“车”；实际负责条例司运作的韩绛、吕惠卿是气势汹汹的两架“炮”；负责制订变法细则的曾布、吕嘉问是四下腾挪的两只“马”；两位老宰相曾公亮、富弼是来回遮拦的两只“相”；神宗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母亲皇太后高氏是守在皇帝身边的两个“仕”，至于因为王安石的提拔逐渐得到重用的谢景温、章惇、张璪、李定、舒亶等人都是各司其位、努力向前的卒子。

这盘大棋既然是皇帝在下，当然，棋盘上的一切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只要皇帝觉得有必要，车、马、炮、相、卒都可能成为弃子，一子被弃，余子就会自动补上空出来的位置。于是“炮”可以变“车”，“卒”可以变“相”，种种花样不一而足。

王安石这只“车”在棋盘上纵横数载，用得不顺手时也就被皇帝弃了。若说世上曾有过一个“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拿一只“车”的力量来左右一盘棋局的胜负，这是个大笑话。

第二个要说明的问题是：大宋王朝需要变法革新，这早就是整个国家的共识了，所以当“熙丰变法”开始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在支持，都在欢呼，并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变法。只是在众多支持者中又分为两群，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为首的一群人认为变法当快，以敛财富国为先，雷厉风行，数年见效；以富弼、司马光、范镇、苏轼等人为首的一群大臣认为变法当缓，应以澄清吏治为首，仁政富民为先，然后富国强兵，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富弼对皇帝暗示的那样，过程至少要“二十年”……

在“熙丰变法”过程中没有“变法派”和“反对派”的区别，只有“急变派”和“缓变派”的辩论。后来变法中发生的种种争端，只是“急变派”与“缓变派”之争罢了。

不幸的是，神宗皇帝本人是“急变法”一派的领袖。更不幸的是，历史实践证明：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缓变法”一派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