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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第1页）

五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宋神宗熙宁九年是个动**的年份，整个朝廷天翻地覆。先是吕惠卿、章惇被逐出朝廷，接着缺乏能力的宰相韩绛请求去职。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又遭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任江宁知府。其后不久，在王安石、吕惠卿这场恶斗中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御史中丞邓绾因为左右骑墙、往来陷害，被神宗看破嘴脸，罢去御史中丞，外放为虢州知府。

在这场恐怖的政治混战中，“三司系”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惇先后落马，王安石也彻底失势，早已四分五裂的“三司系”更加人才凋零不堪使用。为了填补朝廷的真空，神宗只得任命两位旧臣王珪、吴充为宰相，早前被吕惠卿陷害的冯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时提拔出身“三司系”的蔡确为知谏院，去年被邓绾咬败的章惇也被招回，仍然担任三司使。于是“三司系”和旧臣各掌一半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态势。只是台谏之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三司系”手里，神宗皇帝心里也仍然宠幸新贵，不信旧臣。

也在此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已经渐渐瓦解的“三司系”新贵们和刚刚坐上宰相之位的王珪勾结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朋党。

“政治”就像一条有生命的毒虫，不但能绞杀，会撕咬，而且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能迅速进化。比如王珪，这本是个极有才学的人，仁宗、英宗两朝做过直集贤院、翰林学士，担任过知制诰，是个不折不扣的“旧臣”。可王珪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谁势力强就依附谁，所以不论朝廷发生什么样的动**，王珪从来不受冲击，真正是一个“不倒翁儿”。

其实“不倒翁”也不好做。王珪是前朝旧臣，被“三司系”猜忌；这人又无耻，被旧臣们讨厌，在朝中十分孤立。如今“三司系”首脑尽罢，骨干已失，空前衰弱，于是名声不佳孤立无援的宰相和力量渐失不能独立的“三司系”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势力。

——这股可怕的新势力，对朝局造成的改变无法估量。

以前“三司系”和旧臣系的争斗全围绕“变法”而起，虽然无聊，至少有个名堂，争斗的各方也有个立场。可王珪与蔡确、李定、张璪这些“三司系”旧人合成的新势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抱成一团只为了占据权位，仅此而已。

为了理想而搏斗，虽然残酷，至少还算“高尚”吧。可为权力而互相斗争，就只能称为“卑鄙”了。

此时神宗皇帝在位九年了，在他的治下，朝廷的党争已经从“变法”之争恶化到纯粹的私利斗争，大宋王朝正从内部日益腐烂，这个国家在无形中又向“亡国”的恐怖断崖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可怕的变化神宗皇帝似乎没注意到，就连仍然留在朝廷的几位“旧臣”也没发现端倪。现在，和王珪并肩而立的宰相吴充正想办法劝说皇帝招回旧臣，改变朝局。

吴充是仁宗景祐五年进士，此人老实厚道，办事能力并不出众，早年担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又外放做过知府。在英宗朝也只做了个盐铁副使。到了神宗朝，吴充却意外地升了知制诰、知谏院，又做了翰林学士，再升枢密副使，究其原因，原来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然而吴充的官运到这里就停下来了。

当王安石施行变法的时候，大宋朝万众欢腾，吴充对自己这位亲家也寄予厚望，可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害民”弊病渐渐暴露；接着朝臣们遭遇一轮又一轮打击，德高望重的臣子纷纷被贬，御史台扫**一空，天下人对于“变法”的真正目的越发感到疑惧，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问题都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有关，吴充对王安石越发不满。可吴充是位老夫子，脾气不大，加之和王安石是亲戚，所以不肯激烈抨击。

因为吴充对王安石不满，使他的仕途停滞了好几年。也因为吴充这个“并不激烈”的态度，使他能够勉强留在朝堂，一直到王安石第二次下台——也就是彻底垮台的时候，神宗皇帝一时无人可用，就把吴充提起来做了宰相。

吴充虽然厚道，但他也有主意。眼看王安石罢相了，“三司系”几个重要头目都倒了，吴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朝局已经改变，“三司系”已经失宠，该是招回旧臣重振朝纲的时候了，于是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请求招回司马光、吕公著，重新起用苏轼、苏辙、陈襄、孙觉等一班旧臣。

吴充对朝局的考虑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却错了。

神宗皇帝想不想招回能臣重振朝纲？他当然希望如此。所以当年神宗皇帝在贬逐这些大臣的时候都留了情面，让他们到要紧的地方担任州府官员，时常还给些升迁，目的就是笼络他们，为后面的重新起用打好伏笔。可眼下王安石倒了，“三司系”散了，神宗皇帝能不能立刻把这些旧臣招回来呢？又难……

当年神宗皇帝扶植王安石和“三司系”打倒旧臣的时候，他的想法比较简单：先把朝廷的权柄从旧臣手中夺到皇帝手里，同时借王安石之手推行新法，待新法大局已定，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官员们可用的则用，不可用则废。到那时，朝廷上的空缺可以用那些被贬到地方的能臣充任。于是皇帝权柄在握，变法基本完成，而朝廷仍然如仁宗、英宗时一样人才济济，皇帝再与这些能臣们一起把新法推行下去，完成继位之初定下的“富国强兵”的宏愿。

然而事与愿违，当皇帝借王安石之手打击旧臣的时候，“三司系”却无形中坐大了。等神宗觉得王安石讨厌，决定把他清除掉的时候，又无意中纵容了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最终，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吕惠卿和王安石一起打倒，结果是，曾经作为皇帝左右手的“三司系”从上层被彻底打散！

神宗皇帝上台后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变法”，所以新法的信誉与皇帝本人的威信是一体的，如今“三司系”从上层被打散，《青苗法》、《市易法》、《手实法》先后失败，新法信誉丧失殆尽，新法没信誉，皇帝怎么能有威信？皇帝没能建立足够的威信，他又怎能服众？

——招回旧臣，皇帝威信受损；维持现状，朝中无人可用！神宗皇帝陷入了两难。

现在宰相吴充公开建议招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这等于是在皇帝背后又推了一把。可神宗皇帝满心顾虑，根本不敢往前迈步儿，再被人从后头一推，顿时一个踉跄，连站都站不稳了！

进退两难之际，神宗越发焦虑，甚而有些懊恼了。

神宗皇帝心里的烦恼吴充猜不出来，另一位宰相王珪却猜透了。

朝堂上自古就有两种大臣，一种是“办事”的，一种是“办人”的。吴充是个“办事”的宰相，王珪却是个“办人”的宰相。看出皇帝对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人的请求十分反感，忙在旁奏道：“自从河湟一战朝廷夺了青唐之地，设立熙河路，对西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西贼腹背受敌，寝食难安。如今西夏大将青宜结鬼章率军数万进逼洮州、岷州一带，与朝廷争夺河湟之地，当地部落也有人叛变从贼。此事不可小视，请陛下早做定夺。”

王珪一句话，把正在讨论的“人事任命”扔出十万八千里去。神宗也正想丢开这个话题，就故意不理吴充，只问王珪：“依卿之见该如何御敌？”

王珪忙说：“臣以为河湟战事拖延数年不能决胜，原因是兵将不能统一调动，臣请陛下派心腹之臣到熙河路直接指挥各路军马，或可收到奇效。”

宋军攻取河湟之地，建立熙河路，西夏方面极为惶恐。然而宋军虽然夺了河湟，却因为部队缺少骑兵，多以重装步兵为主，没有长途奔袭之能，攻不能直取西夏腹地，守则犄角突出，不断与西夏军摩擦。而神宗皇帝又和真宗、仁宗、英宗一样，对将领极不放心，不肯放权，结果宋军几员猛将只能各自在有限的地区内作战，不能合力进退。西夏却仗着快马长枪来往如飞，时时杀进河湟地区，如此一来宋军表面占据主动，其实与西夏完全是个“平手”态势，反复拉锯在所难免，导致河湟一带连年战祸。加之当地羌人游牧部落朝秦暮楚，谁胜了就追随谁，谁败了就背弃谁，如此一来乱局更难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