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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言对谈关于劳伦斯和菊花的幽香及当代小说现状（第3页）

莫：现在好作品还是很多的，而且什么是好作品，标准也不一样。当然对那些经典，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期待每一月每一年都有大作品，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天天都出经典，经典也就不是经典了。我甚至可以斗胆地说，大多数经典都是不经意地完成的，如果一个人发誓要写一部经典，写出来的，往往是对已有经典的复制。因为经典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原创，而原创的东西，需要时间来证明，一个作家，写出了一本书，被历史证明是经典，但这个作家，在作品完成之后，我想，应该是战战兢兢的，自己拿不准的。当然也有特别自信的作家，在还没有写完一本书时，就自认为写出了经典，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心态。

北：可是一个创作的整体平庸期也确实影响大作品的出现。

莫：我们看一下唐诗。盛唐有李杜，这是高入云霄的，谁也攀登不上去的。而在中唐则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原”。都写得很好，但无法与李杜相比。我觉得我们的小说现在就是进入了一个“高原期”。它比六十年代的确高得多。但是像李杜那样的大家，还没有出现。

北：这还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嘛。

小说的理论从来都没有变化过

北：现在这个阶段你在写作中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莫：语言。要构思一个好的故事是比较好做到的，最大的困难在于用什么腔调来讲故事。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逾越的，而且单凭后天的努力很难克服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作，在一个人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要改变自己的语言也是对自我的挑战。因此我们想突破自己的语言其实是一种悲壮的努力。许多大作家，比如鲁迅，托尔斯泰，劳伦斯，他们的语言其实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故事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吗？

莫：当然是。我在构思新作品时首先在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人物形象。人物之所以成为人物就是他在各种生活过程中、各种情节中不断表现，使他的性格呈现出来。

北：这又回到对小说的经典看法：性格决定人物会去做什么，怎么做。

莫：在我看来，小说的理论从来都没有变化过。也许张作家和李作家的说法不同，但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即使是最先锋的小说，看起来有多奇怪，它还是不会脱离小说的基本要素：总要有人物吧？总要描写环境吧？总要有事件吧？人与人总要有关系吧？即使没有其他人，总会和环境发生联系吧？那些看起来很新鲜很深刻的小说理论其实还是最基本的原理，前辈作家都说过好多遍了。

北：你如何看待作家的个人命运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命运？

莫：我想我们上一代的作家，比如说文革时期的作家，他们的小说讨论的是政治命运。时代和政治作为一种个人无力抵抗的力量强加在个人身上，强行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个人的性格在这中间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认为作家更要关注的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差异而导致的命运。这更深刻，更艺术化，也更符合文学的本质。我们过去的经典，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涉及的社会面很宽广，政治对人有作用，同时个人性格也导致了他们不同的遭遇。现代作家更多是关注个人性格，现代的小说，人物的个性都不正常，显得古怪，比如加缪的人物，都显得冷漠。许多国内作家笔下的人物使人难以理解。小说应该能够把人物的心理动机分析描写出来，如果只是写古怪的性格，就会比较表面化。

北：也许我们现在就处在一种不易察觉的精神危机之中，精神的危机又导致文学的危机。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没有真正的性格存在的空间。古希腊悲剧中人物的性格都很鲜明，那可能是因为人物和环境之间以一种有机的方式相结合，从黑格尔的观点看来，这种状况最有利于艺术的发展。现代主义则片面强调个人性格，人物超过环境，环境被弱化了，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到了当代，性格本身也被消解了，这正是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现的问题。你认为这对文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莫：在我看来，有两种个性，一种是有价值的，一种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个性在当时的时代里是和时代的道德标准对抗的，比如贾宝玉，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看，发现他是对的，他代表着人性的解放和人类的理想。

北：要描写有价值的性格和人物才能成为经典作品。作品中要体现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仅仅描写个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时代不完全是政治，过去将时代简单化地等同于政治是不对的，但是完全强调个性，结果可能只是描写了很无价值的个性。这一点很重要。

北：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消解性格的时代。性格在这个时代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看到的那些特行独立的个性其实都是没有内在根源的伪个性。我担心这会不会导致文学观念的根本变化。也许现在已经不是可以谈论什么有价值的个性的时代了。

莫：有价值的个性应该建立在历史必然性上面。那些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中间蕴涵着必然性。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作家必须去追求。在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很难预测什么样的个性是有价值的，但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已经证明已经是有价值但还没有被描写过的个性呢？

高密东北乡是我建造的文学庄园

北：商业化的写作对你的影响大吗？

莫：不大……没有。现在商业化的写作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你这样写可以拿到一百万元的版税，而按照你自己的写法去写只能拿到一万元版税的时候，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自己则是歪打正着。当许多作家都在搞商业化写作的时候，少数作家按自己的理想来写作，反而会适应一批读者的需要。如果我千方百计地制造一本畅销书，读者反而不会买我的账。

北：作家的写作应该有一个目标。你写作的目标是什么？

莫：写了二十年，我慢慢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就像盖房子，我想高密东北乡是我用虚构的力量建造的文学庄园，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些建筑物，但还缺少一些高的建筑，比如一座很高的钟楼，一个很恢宏的大门，同时还缺少一些小的建筑，比如一个狗窝。

北：这么多年来，你的写作变化大吗？有哪些变化？

莫：我一直力图有所变化，只是不知道我的努力是否有成效。过去更多地是靠感性来写作，没有整体的考虑，之后发现过去的作品其实构成了一个大的建筑的一部分。现在，要完成一个整体建筑的想法就很强烈，当然写具体的作品时，感性还是起主导作用的。

北：作家应该处理好写作中感性和理性的关系。

莫：作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写作中的那种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状态。我看到过许多“仿经典”的作品，作家太知道经典是怎么回事，完全按照好小说的配方来配制小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太符合好小说的标准，却没有生命力，没有血肉。《封神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周文王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肉羹，到了郊外吐出一个肉蛋，变成兔子跑掉了。兔子就是“吐子”，我希望写作也是这样，写作的过程很痛苦，就像吃自己儿子的肉一样，但你似乎不应该知道会吐出一个什么动物。写出来的作品却有它自己的命运，像兔子一样，欢快地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