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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杨闇公同志（第1页）

忆杨闇公同志

锦城五一树红旗，革命风云壮华西。

为救万民于水火，不辞千里转成渝。

打枪坝上留英迹，扬子江心系健儿。

血沃鹃花红四野，巴山蜀水显神奇。

杨闇公同志，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生于1898年，牺牲于1927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

闇公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他那时候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1913年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5年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因事泄未成。1917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进日本士官学校，专学军事。到日本后，因积极参与“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曾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过。五四运动时，因联络留日学生在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被捕，并被判刑坐监。

闇公同志在日本期间，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随后，他决定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920年他回国返川。回川后，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1922年，我担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闇公同志这时也住在成都；我们就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忠实可亲，精明能干。1923年秋后，闇公同志通过我与刘伯承同志认识。由于我们志同道合，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局势，研究问题。

这时，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革命形势很好。我和闇公等同志以成都高等师范为基地，积极展开革命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内活动外，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罢工，组织工会；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我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但因四川地处偏远，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虽然已在高师建立了组织，但因我已年过四十，又不能参加；我于是便与闇公等同志在1923年冬秘密组成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C。Y），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

有了领导革命的机构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就更有计划和更有组织了。1924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是由闇公同志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进行的。在大会筹备初期，军阀杨森还假意表示欢迎，但当有人告诉他说我们“阴谋聚众夺取政权”时，他便撕下假面具，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把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派兵看守起来，还扬言要捉拿我，空气十分紧张。在这紧张时刻，英勇不屈的成都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照计划开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人就有五千多人，只是城郊农民队伍因反动军队的阻止，未能入城会师。我在闇公等冏志力阻下，未能亲身参加。大会由闇公等同志主持。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的讲演，演辞精彩，博得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他又到外地讲演，掲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恶。通过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看清了反动军阀的凶恶面目，从而更加激励了我们的斗争意志。

闇公同志对时局具有比较深刻的见解。他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定律。”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全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仆彼起，混战不休。”他看到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认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他说：“我总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具，不在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他主张“我们目前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允其要使敌我的界线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他又说：“我们要……从民众的团结上着手，外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内而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解放。”

“五一”事件后，我因在成都站不住脚，被迫离开四川去上海。接着，闇公同志也因工作需要去重庆，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他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培养革命干部。11月，他领导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德阳丸”号私运旧铜币（清朝的铜币），并打死重庆地方检查员的事件所引起的群众斗争。1925年，为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他组织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派童庸生等十多人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在重庆组织了追悼大会，并广泛地进行宣传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这些，都为大革命**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闇公同志在组织革命团体的时候，力说“不宜滥收同志”，“对人要考察过去的历史，和他目前的动作、人格。”“今后当注意同志的学识，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因群众运动，非有中坚人物不可。”他认为（‘将来要使团体支配人，不要人来支配团体。”“个人利益不要拳拳于心。”“一个团体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现，并且在内部的人能否团结得坚固，对于这两点，后者较前者尤其重要。”由于闇公同志具有比较正确的思想，他在识别好人和坏人、选择中坚骨干时也就比较准。例如：他刚刚认识刘伯承同志，即认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词行于一个道路。”他对恽代英同志的看法是：“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意向民间去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他认为罗世文同志，“此人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他对当时就表现不好的人，都有所警惕。例如：他认为陈子于“实际说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欲念。”他认为王国源的“实业救国”真是做梦，全不懂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当有人向他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时候，他说“与痴人说梦何异”。后来的事实证明，闇公同志对于这些人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闇公同志很注意群众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说：“青年之可敬可爱，逐处都可以看得见，加以团结训练，必能达光明之途。”他也认识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青年的弱点，教育青年“不要畏惧强力的压迫，要努力奋斗，才能打破现实的铁圈，进向光明道上。”他说：“青年的人性多因情而动，尤易随波而靡”，“法式的家族制不打倒，……要被它阻滞着若干好青年哟！意志弱的人，终难跳出它的圈外的，并且还要误死许多有作为的人们呢！”“故我觉得年轻的人们，要想把一切的万恶的源泉消灭，非与环境奋斗，创造新环境来作代替，不能免掉软化的危险的。”“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意志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屈从于任何势力之下的。能具有这种资质，才能说得上从事革命来。”

闇公同志在领导群众工作中，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例如：1924年重庆市商人为了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组织“商业共进会”，举行了罢市斗争。他一方面称赞他们，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内部，“缺乏组织力”。因而想“使S。Y·去助他们，或不至虎头蛇尾，没得结果。”以后便“决计加以援助，不达目的不止。”又如：当“德阳丸”事件爆发，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认为“群众激动是很容易的，今后如能加以特別训练，则收的功效，更见大了。”当他看到“德阳案的空气，近来颇有搁浅现象，群众的狂热被消极的言论冷却了许多”时，便极力加以激励，于是“群情因之激烈异常！”他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是很卓越的。闇公同志很注意接近和了解工农。一有机会接近农民，“遂与之交谈。他们应对中着实亲切得很，诚实的样子，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农民们的生活着实太苦。”他对农民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他更是深信不疑。他说：“吾人既已有了认识，只有努力为之奋斗，领导着第四阶级（按：即指工人阶级）们前行，无论环境如何的险恶，决没有一毫的妥协可言。”

闇公同志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自己却认为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他抱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决心，勇敢地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去。他认为“奋斗得来的结果，才是真快乐。”他说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城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是光明。”他虽然工作很多，但在实践活动中感到“书到用时方觉少”，对学习很勤奋。他每天“晨起频读二、三小时的书，以免将来应用时产生学少缺憾。”闇公同志不仅注意自己的修养，也很关心弟妹们的成长。他常常给弟妹们讲时事，要他们研究马列主义，指示他们应走的道路。我看到他的弟妹们都很听他的话，也和他一样感到高兴。

1925年春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写信请闇公同志等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闇公等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并且按照我的建议做了。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解散，再个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吃亏，因而不肯照我的建议办，这些人后来便走上了错误的乃至反动的道路。这是很深刻的教训，一个人要革命，便不能有私心，否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入党后，党命我仍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要我先到广州去和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回川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

1925年8月，我回到了重庆，和闇公等同志商量了整顿国民党的计划，决定先办一个学校，以培养干部，并立刻动手筹备起来。

我们一面筹备经费，联络熟人；一面分头找校址，买家具。

我们冒着盛暑，每早外出，中午回二府衙阓公同志家里开会，交换情况，商量办法，下午继续奔走。“闇公同志虽然体质较差，但工作特别积极。他的父亲杨淮清先生也热情地为我们服务，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我们也就把闇公同志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杨淮清先生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我们果然在大溪沟办起了学校，定名为“中法大学”。

学校成立了，学生来源呢？恰巧这时，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因罢课有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反动派不喜欢的进步青年，正是我们所喜欢的；他们开除的学生，正好成了我们学生的来源。我们立即决定招收这些学生。于是，各地进步学生闻风而来，一下子就招收了将近三百人。9月4日，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与筹备中法大学的同时，我们又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由闇公同志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不久，许多县市的党部也都建立起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闇公同志被任为书记。

这时，国民党定于1925年1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赶紧筹备，要各县市代表就地选举。结果，我和杨闇公、童庸生、廖笠君（廖苏华）、廖划平（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可耻的叛徒）、黄复生六人，当选为代表去广州出席大会。这六个人中间，除黄复生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四川的国民党内，左派势力是占很大优势的。

1925年11月，我们离开四川，赶往广州。到广州后，大会已决定延期到1926年1月1日。为进行大会筹备工作，国民党中央开会，推举我担任大会秘书长，闇公同志等分别在大会秘书处担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