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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生之划船跑马（第1页）

刘歆生之划船跑马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进入亡国危险与创业机遇并存的时代。而两江交汇、雄踞华中的武汉，与上海滩一样，成为冒险家与投机者的乐园。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中，这帮人不仅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着周边的世界。汉口的地产大王刘歆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刘歆生家三代赤贫，他能成为一代巨富，源自他不屈从命运的性格。40岁以前，他几乎事事不顺。张之洞主政两湖（湖北和湖南）后，大兴洋务运动，刘氏成为洋行买办，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不久，趁汉水泛滥，“划船计价”，他迅速而便宜地买下大片湖荒地，并通过高明的“资本运营”，将荒滩变成黄金之地。就这样，昔日的鸭童刘歆生，摇身一变，与上海的哈同、天津的高星桥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三位地产大王。

图为抗战时期刘歆生避居汉口法租界时与儿孙们的合影。有人认为，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也可能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照片。

楔子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是中国人人生的一般规律，但刘歆生是个例外。

1899年夏天，这哥们儿已经四十有二，却一事无成。大热天的，这位湖北汉口的汉子哪里也不去，就在乡下老家附近的柏泉教堂等求职消息呢！

如果按照现在的职场规则，35岁就是个大门槛。像刘歆生这样40多了，还去应聘洋行的买办（相当于现在外企的一般经理），除非关系户，否则基本上没戏。

幸运的是，刘歆生这次恰恰就是走关系。帮他疏通的是一位法国郎中，名叫金正裔。两人不仅是教友，还是生意伙伴。两人曾经共同投资开煤矿、办铁厂，但几乎没有一桩生意成功过，算起来，也是“难友”。最重要的是，资深天主教徒刘歆生至少会英、法两门外语，这让金郎中向法国立兴洋行的大班推荐时，心中多了几分底气。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正当刘歆生在柏泉教堂里百无聊赖地在灯下翻看经文时，金郎中行色匆匆地从汉口赶过来了。一看到金郎中那含蓄的笑容，刘歆生马上明白“有戏”。

“刚上班每月纹银10两，半年后看工作业绩再加薪水。你看怎样？”金郎中问道。“没问题，没问题。”刘歆生连声道谢。这是刘歆生第一份正式职业，也是他买办生涯的起点，更是他一生转运的契机。

西瓜

汉口西边30多公里处，有一个丘陵地貌的湾子，叫刘家嘴。

刘家嘴地处柏泉镇的东边，北靠宋家山，东南面是杜家湖。1857年，刘歆生就出生在这个湾子的一个农民家里。刘家三代赤贫，是地地道道的贫雇农。

小时候，跟湾子里其他孩子一样，插秧、放牛、打猪草、放鸭子，几乎样样农活刘歆生都干过。特别是在杜家湖畔放鸭子，那是他的拿手好戏。

放鸭子看上去很惬意，湖水**漾，鱼翔浅底，群鸭嬉戏追逐，儿童欢声笑语。蓝天白云的时候，虽然悠闲，但难免单调。如果赶上阴天多雾，鸭子特别容易失散；碰到风大浪急的时候，放鸭子就更是一个苦活。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特别兴奋，喜欢随波逐流，想将它们聚在一起，非常困难。更不用说长时间待在野外，衣服容易湿透，吃饭也难得及时，鸭童们往往又冷又饿，浑身特别难受。这段当鸭童的经历，让刘歆生有了一个“鸭拐子”的外号。小小年纪就与湖水打交道，对刘歆生来说，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放鸭子的少年郎，对湖泊就像对自己的手足一样熟悉，如此深刻的印象，显然对他未来的地产投资影响很大。

按理说，家里这样贫困，刘歆生很难读书上学。

但因为一个西瓜、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刘家与天主教结缘，刘家孩子也因而摆脱和同龄鸭童同样的命运。

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夏天，意大利人李文秀从汉口来柏泉东西湖乡下传教时，村民们都不太敢搭理这个蓝眼睛的洋鬼子。李文秀独自走在午后乡间火辣辣的地头，又渴又累。这时，一个青年农民大胆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并送了个西瓜给他解渴。西瓜吃完，两人也成了朋友。这个青年，就是刘歆生的父亲刘作如。

一来二去熟悉后，李主教来到刘家，不久，即将刘家全家老小都发展成为天主教徒。在教堂修起前，刘家就成为李主教在柏泉一带最主要的落脚点。柏泉教堂建起后，李主教也隔三差五到刘家坐坐。

因为这层关系，童年的刘歆生，经常跟着主教大人到教堂游玩；大一点后，在农闲时，也常去帮助打杂。看到这孩子聪明活泼，李主教决定让其到修道院免费读书。

在修道院读书时，除了学习教会的《圣经》外，刘歆生还学习了不少其他文化知识，包括英文、法文等。因为经常接触外国神父，小刘（刘歆生）学的可不是哑巴外语，而是能听会写，说得很流利。这种人脉与知识的积累，为他日后走入社会，到汉口洋行做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对于一般人来说，知识改变命运；而对刘家来说，可以说是西瓜改变人生。

这样一段西瓜缘分，迄今仍是东湖地区的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至少给我们3点启示：首先，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有开放的心态；其次，给别人帮助，也是给自己帮助；最后，学好外语，好处多多！

寒来暑往，一转眼，刘歆生已经15岁了。汉口教区的天主教主已经换了几任，但刘家却穷困依然。

一天，汉口天主教堂新任神父金宝善来到柏泉，发现刘家祖孙三代都是教徒，不由得大为称赞。但到刘家走访时，却发现刘家人虽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但家中几乎一无所有，贫困到极点。“如此赤诚的上帝信徒，怎能这样生活呢？长此以往，上帝他老人家也不会满意的。”

作为一方主教，金神父觉得应该帮助刘家摆脱穷困。于是，他提出借给刘家200串钱，由汉口天主堂提供房屋，开办一个牛奶作坊。对于世代务农没有出路的刘家来说，金神父的帮助，确实是世上最大的福音。

刘作如将家中卖鸡蛋积攒起来的钱，与金神父借的200串钱放到一起，作为资本，到汉口办起了牛奶作坊。从此，15岁的刘歆生离开农村，来到汉口，从鸭童转型为牛奶工，为当地的教友们送牛奶。

几年后，因牛奶需求量增大，奶牛增多，原天主教堂提供的场地太小，刘家就将牛奶坊搬到汉阳龟山脚下，挂起“刘万顺牛奶坊”的招牌，用户也由教友扩大到一般市民。

从鸭童到送奶工，刘歆生的生活圈子也从柏泉乡下扩大到武汉三镇。经过多年的积累，刘家的家底慢慢变厚，刘歆生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包括很多外国人，其中一个就是天主教教友——法国郎中金正裔。

也许，刘歆生会沿着既定的生活轨道走下去，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会讲外语的富家翁。但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张之洞。1889年，张之洞主政湖广，也将洋务运动顺势带了过来。

1890年初春的一天，张大帅来到龟山北麓的汉水边，开始为汉阳铁厂踏勘厂址。那一刻，武汉的历史就进入了洋务时代。这个向来“不事生产、唯贸易是视”的商埠，几乎在一夜之间烟囱林立、机器轰鸣。

从此，洋务成为湖广官僚们的时尚，办厂成为武汉三镇最时髦的生财之道。守在龟山脚下的刘歆生，耳闻目睹新式工厂轰轰烈烈地不断开办，他的心不由得也活泛起来。他不甘于为人做嫁衣，想自办实业。

1896年，刘歆生和汉口天主堂教友、法国郎中金正裔合资到湖北省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结果亏本两万余元。接着，二人回到汉口试办铁、木工厂，也都没有成功。

创业不利，亏损巨大，原本富裕起来的家庭再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刘歆生决定利用外语优势，借教会人脉，从为洋人做买办开始，一切从头来过。

芝麻

19世纪末，洋行买办可不简单，那是典型的上流社会成员。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日益增多，洋行也尾随外国军队登陆中国。每打开一个口岸，随之就会扎进一堆洋行。汉口开埠后，因为三江交汇，交通便利，洋商争相拥入。洋商对中国行情不熟，必须雇请能了解他们语言的中国人为其中介，“买办”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