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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传说(第1页)

“太阳纵队”传说

文张郎郎

一九五八年,“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是诗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诗,五十张画。我也交出了,没曾想交出了毛病。那会儿的诗多为:“敢教大地全高产”、“施肥方知粪味香”云云。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教导主任白桂森绷起了面孔:这诗有思想问题——是“青春主义”。没提党和主席,没提三面红旗。

我泪汪汪地反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社论。那阵子我们最爱读的是老马《我爱》、《穿裤子的云》。张久兴、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剃成秃瓢——那像老马,穿件军棉裤,腰里勒根老电线。

我秘密地在写诗,写些上边不喜欢的长短句。因为秘密所以刺激。我们又密谋出版讽刺性的壁报。

白主任暴跳如雷,说:“如果在高中,你们早就够上‘右派’了。”他气咻咻地甩出一张我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为什么画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狠狠’两个字,你想吃谁?”我们全傻了。我那时才十四岁。

我们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游戏。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学规矩,不敢提自己的诗。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正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那会儿为纪念鲁迅,我们俩在导演话剧《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后台和郭士英开聊,他主演《过客》。

本来我最讨厌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一点儿也不像兔爷。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

两三年后,听说郭士英被捕了。他们有一个文学小组,当然是地下的。“**”中,听说他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死了。只因为想用自己的脑袋瓜子想事。

后来才听到确切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一九六○年,张文兴在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我们转学进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很近。放了学,我们流连在旧书店。

老马的诗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感。我们找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是朗费罗、惠特曼……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女同学戴絮的爸爸正是已故的名诗人——戴望舒。我们跑去借他爸爸的诗集,她却给我们拿来她爸爸的译诗《洛尔迦诗选》。翻开前言,这样一句震撼了我:黑夜被夜色染黑。

我对这样的诗句高兴得要命,一边啃着白薯面窝头,一边读洋诗。困难时期,人人在找食吃,而我们却因艺术上的饥饿感形成了一个圈子。除了张文兴,还有:张新华。一沾艺术就疯,吃不饱居然画油画。为朋友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皱着眉头,似乎有点脚不沾地。

张振洲。薛宝钗外型,内心细腻厚道,写散文诗。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写散文,敏感而略显紧张。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腱子肉,当时在美院附中。画现代派油画,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

张润。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

我们经常组织诗歌晚会,多半在我家,有时也在他人家。育才中学的甘露林、陈乃云也时常参加。

一九六二年,中央工艺美院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绮曼和我们商量,联合举办一个大型朗诵会。我们这伙人很兴奋,各自磨刀。我修改好长诗《燃烧的心》。杨孝敏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两道剑眉,果然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人。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生气虎虎,“震”了那帮大学生。散场后,大学生黄伟、张鸿宾及张恨水之女张明明对我们十分推崇。

我在诗的结尾说:

我们——太阳纵队!

沙贝兴奋地大叫:“咱们立刻成立!”七嘴八舌,要自己动手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会儿,就是爱诗、爱艺术,兴奋与反投降,根本没想到政治的阴影——政治和诗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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