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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的眼泪（第1页）

珍藏的眼泪

文雪月

我几乎一气呵成，仅用短短的时间就读完了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虽然书只是由许多的短篇组成，虽然只有每个人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可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与零零散散的碎片拼合起来却构成了我儿时所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步履维艰可没有人能为我搀扶，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大个子叔叔一样，在他最需要人们的理解、最需要曾经同舟共济的亲人陪他一起度过人生磨难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而回报他的却是那些不明是非的人们无情的诬陷、仇视的目光、羞辱的唾液、愤怒的鞭挞；面对的是被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雨冲刷后扭曲的心态及变形的面孔。他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一个人最起码对生的渴望，他感到了无助，他把最后的眼泪流给了我……人们总说，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清晰最深刻的。也许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会变得模糊，会失去诸多细节，而对孩童时的记忆却是完整的，每段时间、每个地点、每位人物和每个情节。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跟着母亲，就着席卷遍地的落叶和掀起满天尘埃的秋风，随着滚滚的下放洪流，登上了开往宁夏的火车，奔赴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部学校。宁夏平罗东临黄河、西环贺兰山，虽说是守着黄河，但那时的黄河却是掀着块块干裂的黄土皮，全然不见波涛翻滚、直扑苍穹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更找不到清代诗人法海名句中“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所描述的秀丽的景色。而我们要去的干校又正好坐落在一个灌区的边缘，真可谓是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下了火车，转乘干校派来的卡车穿过片片的沙丘，寥寥的湿地，来到了我们的住所。

干校专为第二批下放干部及家属增盖了两排平房，母亲与我被分到最边上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屋子。当时在下放的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盖的房，雪白的墙，油炸馒头蘸白糖。”听起来像一曲共产主义颂歌，直到住进去我才理解了这其中的含义：一幢用土坯垒起的新房，墙上浮满了白花花的盐碱。可那时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与油炸馒头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内容描写与政治形势的需要吧。离住处不远，有间破旧的小屋，四周围着粗细不一的枝条，枝条上密密麻麻地缠着铁丝，屋子的门窗全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听隔壁的阿姨对她的孩子们说，那个屋子里死过人，是用来关压“牛鬼蛇神”的地方，每天早晚都会出来放风，所以千万别到那玩儿，离得越远越好。幼小的我哪里懂得“牛鬼蛇神”真正的意义，但对鬼神却生出极大的好奇。于是，第二天我趁着早晨出去拾树枝捡煤块儿的时机，远远地站在那个小屋旁边，默默地等候着鬼神的出现。太阳懒洋洋地爬了上来，尽管还未进入冬季，但是寒风已经打透了我身上的棉衣，两只被冻僵的小手插进袖管里立刻凉透了全身，冻木的小脚早就没有了知觉，而我还是痴呆呆地望着那间鬼神出没的屋子。门终于打开了，我全身不由打了个寒战，侧身躲到了树后偷偷窥视。从屋里最先走出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叔叔，后面紧跟着一个身着发白蓝布制服、低垂着脑袋的大个子叔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两人走到院子，年轻叔叔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抽烟，大个子叔叔开始围着栅栏走，他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地发着耀眼的光茫。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男男女女，有的向他啐唾沫，有的冲他扔石头，还有的用木棍狠狠地打他，嘴里喊着：“打死你这狗东西！”只见他用双手紧紧地捂着毛主席像章，不停地说：“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晚上，妈妈很晚很晚才能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想睡，就想等着妈妈回来问个明白。妈妈进屋后，我把热好的饭端到土台上，一边看着她吃一边问道：“妈妈，他们为什么叫那个大个子叔叔‘鬼’？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他没有亲人吗？”妈妈明白了我在问什么，眼眶渐渐红了起来，摸着我的脸说道：“孩子，你太小，还不懂这些事。那个大个子叔叔不是‘鬼’，他的亲人全都跟他划清了界线，他是好人。你爸爸现在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也被关在小黑屋里，唉！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妈妈的话我多一半没有听懂，但我知道了那个叔叔跟爸爸一样，都是好人。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在那个时刻站在栅栏边等他。

平罗的风沙很大，到处都是盐碱地，那里种不了果树，只有长在水渠两边的沙枣树。那沙枣树粗粗的高高的，沙枣在皮鲜肉嫩的时候是不会自然掉落的，只有在熟透干透时才会掉下来。我常常在树下捡些熟透的沙枣。野酸枣大小的沙枣干干的一层皮儿，皮下裹着一个硬硬的核，皮与核之间是一层薄薄的沙肉，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奢侈的零食了。我每次都要捡好多，回家后搁在妈妈缝制的纱布袋里，攒到看电影时抓一把边吃边看。一天早晨，我装了一口袋沙枣来到大个子叔叔的房前，等着他出来。我望啊盼啊，可把他等了出来，等人们骂够打够散开后，我慢慢走过去，轻轻地叫了声：“叔叔。”他奇怪地看着我，我赶紧从口袋中掏出沙枣连掉带揣地放到他的兜里。他低着头把手伸进兜里，当他抬眼再看我的时候眼里已经是充满了泪水。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在我面前流泪，他摸了摸我那冻红的脸蛋儿，扭过身子低着头走了。虽然他只是摸了一下我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却感觉像是爸爸的抚摸一样的亲切，我想他一定很喜欢我送给他的沙枣。那天起我每天都装满一口袋沙枣来等他，可再也没找到给他的机会，因为那个小小的院子已经改成了批斗他的会场。以后的那些日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挨斗挨打，我惊奇地发现他从没流过一滴眼泪，嘴中还是那几句：“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寒风卷着尘沙疯狂地抽在人们的脸上，水渠里的水已经开始上冻，那年的冬天就这样早早地到来了。可革命的热潮却是一浪高于一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越来越多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和“现行反革命”被挖了出来，批斗舞台越搭越大，很多的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十岁的我也没逃脱干系，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被老师揪着辫子仰头陪斗。那时在我心中总会出现大个子叔叔的影子，他都没哭，我也不哭。散会之后，我又来到大个子叔叔的小院前想看看他，我觉得我也是他队伍中的一员了。可是没有见到他出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回家问妈妈他到哪儿去了，妈妈告诉我：“他死了，有人说他上吊了，有人说他病死了，谁也说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听到这里，我连哭带拽地非要去找他。我无法忘记抚在我脸上那亲切的手，永远也忘不掉他在我面前流下的眼泪。此刻我感觉我的泪和他的泪一点一点地在凝固，渐渐生出一份恨来，可又不知道该去恨谁，心里备感委屈可不知道为何委屈，我狠狠地抓起那袋沙枣一把扔了出去……一九七六年的秋季，我们一家来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放爸爸的骨灰时，我意外地见到了大个子叔叔的墓牌，是一个没有骨灰的墓牌。是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他走前连句话也没有留下，而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他的眼泪，一直珍藏到今天。

孤旅天涯

增哲是个诗人。

1989年6月17日，刘增哲踏上了清冷的列车，开始了已准备了一年的旅行。第一站是内蒙的赤峰，这是他在地图上找到的第一个目标，他想从那里进入内蒙大草原。临行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因为几千元是借的，也许要乞讨为生呢，或打打工，好点想法是到各地作协给作者们讲讲课赚点钱。”“这段路的艰难是难想像的，生死难卜，此信就作为告别了。但愿再见！”现在看来，增哲的起程并不悲壮，他当时也许只是有些兴奋和茫然，一种即将进入一种陌生的生活当中的兴奋与茫然。

靠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介绍，他顺利地进入了大草原。摔跤、骑马、喝酒，是豪爽的蒙古族牧民接待远方来客的仪式。第一次走上跤场，增哲心中直怵，与他对阵的是当地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第二名，刘增哲哪是对手？但不摔不行，牧民最看不起的是胆小的男人。刘增哲对一位会汉话的翻译说：“我只会点中国式摔跤……”没等翻译说完，那大汉挥了挥手说：“来吧！”于是二人开始转圈，增哲沉住气，他不能让对方抓住，否则他会被从头上抡出去。突然，他在大汉面前虚晃一下，然后猛地下蹲，一下子抄起大汉一条大腿，接着迅速用力一撞，大汉便重重地摔倒在地。刘增哲赢了，可他刚刚抬起头，就发现四周的牧民在愤怒的盯着他，有的小伙子已经拔出了腰刀！翻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用这种“阴着”。刘增哲赶紧一翻解释，大汉才怒气稍消，说“再来！”再来，刘增哲当然被抡得在草地上打滚。输赢不重要，敢拼就是好汉。摔跤完了是骑马，牧民们给他牵来了一匹三岁的黄骠马，从未骑过马的刘增哲脚一沾马蹬就被摔倒在地，一个跟头，激起了他的性子，几次摔倒后，他终于跨上了马背，还没有坐稳，那马便狂奔起来，耳边狂风呼呼，马蹄下草地象江河般向后奔流，一阵飞奔，刘增哲兴奋起来，他拉转马头，从呼喊着纵马追赶他的牧民们身边一闪而过，刘增哲开心之极！

“我骑上了骏马，草原就宽阔了许多，我睡在毡包里，梦中淌着乳白的香河……”

刘增哲成为蒙古包的客人，那从下午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的二锅头酒和草原清爽的气息使他心神沉醉，最醉人的是蒙族朋友的热情与豪迈。

这时他感觉到的是草原的壮美，蓝天白云，绿绿的大草地上转场的牧民骑在马上悠悠地走，白色古老的勒勒车慢慢地行进。他参加了牧民的婚礼，迎亲的马车从草原深处贴着白云急驰而来，新郎新娘围着蒙古包纵马追逐。从红日东升到满天星斗，刘增哲醉意难消。

还有一种感受，那便是对死亡的感受。这是他此次流浪一直在不停地追求的一种感受。他一人来到了蒙族牧民的一个坟地，那是一个山谷，按当地牧民的风俗，人去世后便被脱去衣服放置在山坡上，如同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刘增哲在墓地慢慢地走着，一地的白骨和裸尸使他陷入了沉思，沉思使他忍不住与躺在地上的尸骨交谈起来，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我在墓地、裸尸的山谷里孤独地沉思了一个世纪，山丹丹盛开着鲜红的花朵。颂经的敖包在她胸中燃祭着火红的太阳……这座山谷是死亡的生命的部落。

从此我说出一句哲人的话语：死亡和生命没有隔膜。”

沉寂的墓地与充满活力的草原、生与死之间似乎无比和谐，这种感觉在后来他吊在通天河畔悬崖边上的时候又得到了清晰的体验。那次是在青海玉树州，他骑着马跟在向导后面到一处藏民居住地去考察，走到通天河畔悬崖边上的一个大斜坡上，马的一个趔趄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于是他头冲下迅速向悬崖边滑去，滑到一半时，他的手臂和头撞在一块石头上，身体便改变了方向，脚朝下一直滑到悬崖边上，在双腿已悬空时，他抓住了一束带刺的荆棘……刘增哲此时心情意外地平静，他向下看，悬崖深处的通天河如一线细水闪着幽蓝的光。走在前面的向导半天才发现后面的刘增哲趴在悬崖边上，吓得大叫起来，他解下捆背包的绳子把刘增哲拉了上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不喊？”刘增哲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呼救，他只觉得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短，甚至模糊不清，那区别只在他是否轻轻地松一下手。

“生命背过脸去就是死亡，它本来在时空中就没有根本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