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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工到女生（第2页）

下班后，来不及换下工装，我们便冲进食堂吃饭，挤出时间去逛厂外便利店。几个主妇从市场走出，手里拎着菜兜与我们擦肩而过，雨荷愣住，迈不开步。

她们用白话嘲讽我们：“农民工。”

在父亲上班的厂做暑期工时，这个聪明的女孩跟着一群茂名人，囫囵吞枣地学习过白话。

和父母不同，雨荷直接从学校入厂，根本没有务农经验。她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初级教育（父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会上网，能识别耐克、阿迪达斯、奥迪、LV，对城市生活并不陌生。如果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那么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现在，即便女工雨荷还是农村户口，还被称作“农民工”，还无法享受城市人的福利，然而，一旦她离开家，进入东莞工厂，她便投身中国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现在她被陌生的本地女人呼为“农民工”，使她心里的气微微一震。

我们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空间局促，没有插座（害怕员工用电饭锅做饭），阳台上是卫生间，没有灯（为省电）。食堂的饭菜一成不变，总是米饭、肉丝炒某个青菜、某个全素青菜、淡而无味的汤。为鼓励员工加班，每逢周一、三、五，厂里加餐吃鸡翅和牛奶。

起初，在雨荷看来，工厂和学校没太大差别，加班就像去上晚自习。然而即便是这么年轻的躯体，每天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也会累得要崩溃。那种机械的工作，常会伴随强烈的饥饿感。即便中午在饭堂吃了两大碗，只要一拿起产品，就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噜叫唤。

置身于有毒空气、强噪音、巨大压力中的重复劳作，让我们对车间充满反感。

环顾四周，女工们大多衣冠不整，油垢满面。大多数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有的将袖子卷起来，露着臂膀，有的将领口敞开。因为总是不能大声聊天，女工们对说话有股奇怪的热情。一旦下班，便开始说脏话俚语，肆无忌惮地大笑。

普工雨荷渐渐知道了工厂帝国的阶级之分，认清了自己处在最底层。她年轻，总会分到最脏最累的活儿，还不能表现出丝毫不满。表面上，她勤勉工作，可一下班，她便开始盘算-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岗位？这个想法，她从没和父母交流过。她父母来莞十八年，居然还操着一口浓郁地道的四川话。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周末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已是最大的享受。

我预感到雨荷在这个脏污之地干不长久，可没想到，幸运女神那么快就光顾了她。

有个女孩跳槽，空出了个QC的职位。

雨荷已经上岗了，还不知道这字母组合的意思。很快，她在网上查了出来：这是英文单词“质量”和“检查”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她的工作，就是检查电器连接线的方向、位置、多少，把不良品放进红箱，大货在高台上站着查，小货在低台上坐着查。仅一天，女工雨荷便已全面掌握这项技能。

这个工作显然好得多，底薪和加班费加起来，有两千五百多，而啤工工资的上限，也就一千八百元。雨荷很想介绍我也去干这个活儿，然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QC。

这个车间的QC有十二个人，年龄全都集中在十七至二十一岁。

雨荷的幸运不在其他，只在她的年龄。

渐渐地，工作的严酷性显现了出来。一整天在车间，人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每过两个小时，雨荷必定要去上一趟厕所，不为解决生理问题，而是凝立窗口，眺望那亚热带山坡黑绿的树林。

很快，雨荷就明白了，QC这个活儿，真不好干。在晦暗不明的车间里，要从事精致细微的检查，并且习以为常，是件可怕的事。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不觉陡然一惊：在车间，女工们不断制造着产品，检查着产品，而她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产品。

发薪日是每个月最快乐、也最糟糕的一天。工作了那么久，又那么卖力，女工们发现自己因为迟到、请假、不良品太多而被扣了很多钱。这一天，很多人会挤到邮局，排起长队，赶着把钱寄回老家；或者冲进商场，买唇膏、手袋、高跟鞋；或者一咬牙，干脆买款新式手机。

但雨荷却说：“钱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

从车间回到宿舍，雨荷二十分钟就搞掂冲凉和洗衣，爬上高床后，放下蚊帐，戴上耳机，听李孝利的《十分钟》。她不喜欢逛商场乱花钱，睡懒觉、玩手机游戏、绣十字绣、不断打电话……不、不，这些她通通不喜欢。

她报名去学跳街舞。

在集体生活中，女工很容易失去自我，到处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穷的人，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更出众，否则，便会很快被湮没成为百万分之一。

在车间，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雨荷的工装，便能判断她是做什么的。然而，一旦脱下工装，开始舞蹈，一股暗火便在女孩心里燃烧。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城市为女人提供的一切，将会让她更出色，总有一天，她会变得更美貌，更骄傲，更幸福。

旋转，旋转，旋转……

元旦，厂里搞迎新年文艺晚会，雨荷跳了支现代舞，一举夺得二等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了那个女孩：黑色长筒靴，黑皮短裤，银色紧身上衣，扭臀，摆手，踢腿，像机器人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律动，然而，又像刮台风般，狂暴旋转。

一夜间，雨荷成了电子厂名人。

四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樟木头，但在东莞其他三个镇还有分厂。2012年初，老板在湖南郴州建起新厂后，似乎拉响了这样一个警报：曾汹涌无比的打工狂潮，在珠三角地区，已呈衰退趋势。

令雨荷大为吃惊的是，有一天她蓦然发现这栋楼的三楼、四楼和五楼，变得空空****，只剩底下两层还亮着灯；另一件事随之发生：这个曾有两千人的大厂，员工缩水至五百人。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现在只住两三人。

她向杜经理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想回老家”。显然，她撒谎。

杜经理是个平头整脸的男子，四十九岁，脸颊姜黄，穿戴干净，右手上总是拎着个公事皮包。

“你找到另一个工作了吗？”他根本不信。

“没有，”她回答，“家里有些事需要回去处理。”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他对她这么客气，令她心里一惊。

“你回到老家能做什么？”他的话在女工心里唤起了她所抛弃的家乡那死气沉沉的景象，“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女工沉默着，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看着那张鲜荔枝般的清水脸，男人的精神活跃起来。她真的很可爱-还携带着乡土世界里的淳朴。同样来自乡间的他，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嗅到那股泥土的味道。她不像一般的女工。她没有那种混沌的傻气。她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有更高的趣味，所以，她更敏感，更能感受到消沉、孤独无依，因为她的头脑比别人更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