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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工初体验（第1页）

啤工初体验

一

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

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

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

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边走路边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着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

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知道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目盲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那里，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的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

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做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

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qualitytroller，质量检查员）招不招人。”

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

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叠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厂方可没收员工在宿舍内的煮食器……

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

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

可这不是啤酒厂……这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ē。

二

第二天，6点50分，我已骑着电动自行车，拐入工业区。春风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一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瘆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两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八小时后，再加班三小时。

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四分钟。

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五分钟，扣人民币一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讶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六分钟，二十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

在车间的时间越长，我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高一些，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是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也来自生产者本身。

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的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

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

三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