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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尖叫的兰花（第2页）

老板给了普工罗春花这个面子，不为别的，只为十六年“沧海变桑田”。十六年过去了，厂子虽略有盈余，但却错过了辉煌发展的良机，只在勉强维持原状。十六年前，厂门口挤满找工作的人，现在，不仅招工难，招女工难，招年轻的女工，更难。

可赵兰花却不争气。

来了个韩国客户，她端来一杯水，滚烫，茶叶几乎要溢出。客户谈得专注，端起杯子就喝，被烫得大叫。“粗糙啊粗糙！”老板皱眉。

在电脑上整理会议记录，五笔打字没问题，可她打出来的字，不是别字就是错字，老板又一次皱眉，“粗糙啊粗糙！”

制作工资表，该扣的钱没扣，该加钱的不加，一塌糊涂。这一次，老板寒着脸孔，不再说“粗糙”，直接摊牌：“拿回去重算，再错，钱从你工资里扣。”

赵兰花在宿舍里哭鼻子，大吵大嚷，说不干了，要辞工。罗春花面色凝重如铁，摆手道，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她知道，像赵兰花这样手持一张高中毕业证、刚从内地到珠三角并无一技之长的女孩，找工作，只能从普工干起。普工……罗春花浑身一哆嗦。她是在火车站，从女儿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发现时光流逝如闪电的。几乎是一眨眼，那个小毛孩便长成大人；也几乎是一眨眼，她这个年轻女子，变成了老女人。罗春花感觉有把刀，把自己一生中最美丽的那截时间，硬生生剁下来，而不管头和尾。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辞工……”

那段时间，我在这家电子厂做普工，和罗春花在一条拉线上。她知道我懂电脑，便央求我帮帮女儿。我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下班后，在饭堂，她像是闲聊，又像是存心说给我听：“她爸爸，死得好惨！那开车的人，早逃了！唔，到哪里找？找个鬼哟……”

一团饭哽在喉间，咽不下去。我感觉祥林嫂从另一个世界里，晃悠悠而来。

我带着赵兰花去小街的网吧。黑暗逼仄的空间，烟雾缭绕，浊气冲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一层光，和日光下的模样完全不同。赵兰花的表情是谦抑的，一双眼深凹、明亮，那不是她的眼，而是罗春花的。

她出生于1994年。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我是在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这张青春面孔时，才陡然发觉，我们是两代人！我将怎么引导她走过这些工作的险滩泥泞？即使我再努力地叙述，所展示的，也不过是都市生活的半截山水，而无法实现全幅写真。

我教她制表，移动横线和竖线，核算数据时，“不怕慢，就怕错”；我用搜索引擎，找出做会议记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让她抄在本子上，叮嘱她背下来；我告诉她，“酒满杯，茶半杯”，“上衣最好有袖”，“胸罩最好肉色”……

“真的吗？”“是这样哦？”“没想到啊！”

她举起手指，犹犹豫豫，点下去，再点下去。

即便赵兰花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是，某种被轻视后的疼痛，已潜入她身体的内部。每一条横线竖线，每一个字词成语，每一项举止的分寸禁忌，事实上都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要完全消化它们并熟练运用，全靠她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

我开始思索：东莞，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也有绿树、山坡、农田，然而，这里的主角却是厂房、烟囱、厢式货车。对赵兰花，这个两岁丧父、母亲离家，过着类同孤儿的生活的女孩来说，她所知的古老中国的乡村常识，在这里被全盘颠覆，她将进入一个扩大的、躁动不安的新世界，她想在短时间内融入工业生活，必须要挺过一个艰涩的对接期。

从网吧出来，罗春花坚决要请客：“不是快餐，而是点菜哦。”她的神情既像乞求，又像强迫。她说，如果我拒绝，那就是看不起她。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川菜馆。

等菜的空隙，我说起电子厂旁的那幢楼，就是以前的收容所。罗春花“哎哟”了一声，说刚来打工时，有一次到深圳老乡的出租屋玩，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是查暂住证的，吓得不敢出声，硬是把一只小狗活活捂死在被子里。那只狗的脊背乌黑，蹄子雪白，眼珠像玻璃球哦。

没想到，赵兰花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本来就高，突然间俯瞰下来，像要审判自己的母亲：“你……你这个刽子手！”

嘈杂的小店突然变得像个大锅，有个锅盖从高处压下来，每个人都憋闷着，喘着粗气。

赵兰花是美丽的。即便如此愤愤然，都难掩迫人的青春。她的皮肤整齐平缓，肌肉紧绷光滑，眼睛明亮如水晶。而她盯视的那个对象，皮弛肉松，头发枯干，颈上缀着一圈圈肉纹，像混乱的黑项链。

那种鄙视的眼神，宛如割肉。

孩子，你不能这样……我想即刻站起来。孩子，你看看你妈，她像甘蔗渣，从她身体里挤出来的汁水，养育了你……然而，我忍了又忍，将舌尖上的话咬碎，吞下喉咙。

罗春花的眼神像得了角膜炎，泪眼婆娑起来：“你妈的命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的心一阵战栗：收容所这三个字，并没有死去，它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打工者心头。在这个毗邻原收容所的工业园里，在这间小小的川菜店里，这对母女发生的争执，凭我个人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由这个时代来回答。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想知道，母女关系应该如何相处。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是什么力量，让这对母女变成了“这样的母女”？

女儿不理解母亲的举动，觉得她一定是疯了，居然活生生扼死一条生命；而对身处非常状态的母亲来说，狗叫便意味着进收容所，至于到达收容所后会遭遇什么，老乡们早已口口相传，人所共知，于是慌乱的母亲，选择了拿起被子，捂住小狗。

女儿的嘴角弯着，挂着淡淡的笑，就那么看着母亲。罗春花的眼泪好像不是**，而是固体，噼噼啪啪砸下，一连串巨大的珠子，震得桌面轻动。

母亲的这种崩溃在女儿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这误解，愈发让母亲痛苦。

我站起来，拽着赵兰花坐下，劝她：“那时候情况特殊，你妈也不是存心的……”

赵兰花坐下后，浑身发抖。我知道，她并没有原谅罗春花。这一代“90后”的年轻人，要过十年、二十年，等自己被坚硬的社会磨得遍体鳞伤时，才知道作为“70后”的父母那一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与艰辛。

气氛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无论母亲说什么，都会遭到女儿的否定。

母亲：“以前工资多低，现在好了，工资涨了那么多。”女儿：“你怎么不说物价也涨了？”

母亲：“你不要把钱都买成面霜，把脸擦得那么白有什么用，要学会攒钱。”女儿：“你去大街上看看，哪个女孩不化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