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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尖叫的兰花（第1页）

深夜尖叫的兰花

一

这个厂的位置在收容所旁边。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细而颠簸，像条很短的曲线，但又不能一下到头。道路两边的围墙上，扯着红色横幅，写着硕大的“招工”字样。树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桠，只剩下粗粝树干，硬生生戳向天空。显然，它们是刚刚被移植过来的，当“收容所”还是个鲜活词语时，这些树根本不存在。

这是条我在南方小镇的任何拐弯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湿，充满烟火味。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个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闻之胆寒：如果没有边防证、暂住证、身份证，就会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时缴纳罚金，就会被派去劳动。

为逃避半夜检查，胆大的打工仔们，结伴住在墓地里；胆小的，住在烂尾楼。听到有人喊“查暂住证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门奔跑，一脚踩空，惨叫着，从楼上掉下去。惊怖的呼喊声，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没，但却长久地响在同伴的噩梦中。

当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寻求打工机会，同时，也就沦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异乡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并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而只以廉价的方式出售劳动力；同时，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又试图将他们牢牢吸附于土地。甚而，城市并不感谢打工者，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遭受着最为严重的歧视，被想象为粗糙、肮脏、土气、危险的一群。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他们厌倦了种地的穷日子，希望通过冒险创造出新生活时，那来自大海的潮汐声，便紧紧摄住他们的心跳。而当他们果真来到海边，对长着白牙的波浪却浑然不觉，在他们的眼里没有风景，只有鼓点般的心跳：挣钱、挣钱、挣钱。

不论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工故事在流传，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的迁徙之潮，依然在上演。那些最初抵达南方的异乡人，需要办理暂住证，正是这个政策，催生出人人谈之色变的收容所（现在外地人也要办理居住证，但手续简单，价格便宜）。“收容所”这个词，听起来直截了当，似乎很中立，然而，不同的人说出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看到或说出“收容所”这个词，会让某些人变得格外敏感，这敏感与性格无关，而与经历有关。

皮带，无数根皮带……

当我定居小镇后，当地人告诉我这个细节，说解下来的皮带，能拉满三辆卡车。

那些携带着主人体温的皮带，最终，被丢到哪里？

现在，“收容所”是个死去的词，那幢建筑物上写的是：“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外墙瓷砖的标语上说，这里正在实施一种“流浪儿童教育新模式”，电动门内，棕榈树矮小，轿车发光，台阶空**无人。

没有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披头散发……

没有铁丝网、探照灯、穿制服的保安……

没有卡车轰隆隆碾过胸腔，无需特别提气也能呼吸……

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与“收容所”有关的标记。

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镇中学、亮马河、烈士桥……来到这里后，莞樟路的喧嚣，似乎被隔离得很遥远，这片不起眼的楼宇，像沉入水底的古城，过去被一笔勾销，不留一丝痕迹。只有安静，复杂的安静，这安静让我感觉心脏在燃烧，浑身飘忽不定。

从收容所前行二十米，就到达工业园。

一条近千米的街道两边，分布着几十家工厂。台球桌前，两个黄发男孩正弓着身子打球；邮政提款机前，簇拥着七八个人；便利店里走出的女孩，胸前挂着厂牌；招工启事写：基本工资1100元，拿到手的总工资1800元至2300元；深绿垃圾桶上贴着纸条：电工、叉车、会计培训考证；芒果树上挂着吊牌：叉车、吊车出租；墙上贴着：看妇科到××；水泥柱A4复印纸上写：58岁肖先生，你的家人在找你……

我站在这条街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怎样转动身体，都能看到它们：那些大的、小的、彩色的、黑白的词语，它们密集地出现，形成魔圈，比单个出现时，更具惊骇效果。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当词语的浪潮从我身旁流淌时，那最关键的东西，却无法被言说？

我抬头，看到云朵沉默地躺在天空，散发着只属于自己的气味。

二

赵兰花是幸运的。

她不仅躲过了查暂住证的年代，还迎来了女工稀缺的年代。

一进电子厂，她就当起了文员！工作很简单：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处理文件，制作工资表。

赵兰花不用从普工做起，不用一天十一个小时坐在拉线旁，不用将手指磨得起泡、发红、结痂……只见她直接穿上套裙，坐在前台，文文静静地起身：“你好。”

赵兰花能当上文员，全靠她有个好母亲：罗春花。

罗春花在这家电子厂干了十六年。十六年是个什么概念？从这个厂出现在工业园招第一拨工人时，她就坐在拉线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眼瞅着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罗春花还坐在原来的凳子上。于是，这个电子厂对罗春花来说，不仅仅是个厂，还是另一个家。

罗春花往老板办公室一站，便从“那时候”开始说起：那时候，工业园怎样简陋，厂子怎样艰难，老板怎样年轻……她沉浸于记忆的隧道不能自拔，还要继续说下去时，背已驼、脸发瘦、两鬓斑白的老板将胳膊一挥，“你有啥想法，别绕弯子……”

罗春花于是直接说，她干了十六年普工没动窝，并无怨言，只是不想让女儿接着从普工干起。

十六年前，女儿刚满两岁，丈夫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罗春花将孩子托付给公婆，只身离开湖北老家，到广东打工。女儿的成长史对她来说是一片浩大的空白，到火车站接人时，她被吓了一跳：那个女孩腿又细又长，高出她一个头。女儿的眼神淡淡的，对她既不亲热，也不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