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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有女初长成（第2页）

原本说好了几个人一起唱歌，突然间，包厢的门被推开，先是一个穿套装的中年女出现，接着，七八个吊带裙鱼贯而入，士兵般在电视前站成一排，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画着浓妆，盘着头，挂着笑。

气氛陡然间尴尬起来，某种窒息的压抑，让我感觉不自在，面皮火辣辣的。我知道我的难受只属于我一个人，和她们，和这屋里的所有男人，都无关。无论我怎样说服自己，都感觉无法继续坐下去，于是逃到楼上去沐足。

及至躺到这张雪白的**时，心跳依旧猛烈。

三

16号到。

她提着箱子进来时，和这层楼的气息很配：一袭中式白衣白裤，立领上缀着圈窄窄的黄色绣花绸，胸是小巧的，紧紧地收缩在绸衣中，银盘大脸，淡妆，厚唇，一米六五，肤白，发黑。见惯了满街的黄发，这头黑发浓密而闪着自然光泽，实属难得。听到我赞扬，她羞涩地一低头，再抬起眼皮时，露出一口糯米牙：“我没烫过头。”

一个从没烫过头发的女孩？

这样的少女，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她娴熟地开始一整套程序：先让我泡脚，再捏颈、背。手指深入浅出，既不散落游移，也不艰涩生硬，一切都恰如其分。她虽在工作，却持有一种定力，不急不慌、清凉娴静。而她才二十一岁。1991年出生。那一年，我还在读大学。她说话的语气斯斯文文，普通话还算标准，听不出是哪里人，但她温婉的气质，令我本能地感觉她不是北方人。果然，她是广东清远人。当问及她的名字时，她莞尔一笑，摇头：“我不希望别人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没人知道。我在电子厂做工时的名字，就不是本名。”

她……在电子厂做过工？

可她盈盈纤纤，像刚从学校毕业。她认真点头：“做了两年！”

我在电子厂的拉线上做工时，知道女工们更喜欢别人叫她们的名字，而非工号。她何以如此不同？她说她家里有父母和弟弟，父母才四十岁出头，母亲在乡下种田守家，父亲在厚街一个屠宰场卖肉，住集体宿舍，弟弟在广州当司机，拉货。原本是一户普通的农家，现在一家四口分别住在四处不同的地方。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她没考上高中，便拿着老乡的身份证，应聘到电子厂当普工。

这个决定并未遭到父母反对。靠种田，收入只能勉强果腹，而父亲已经成为家里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在她之后，弟弟初中毕业也离开了家。这种情形，在他们那个村，属于普遍现象。侍弄了土地千年的农人，时至今日，若想要过得好些，便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打工。

从2000年到2010年，由于国外农产品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超过一亿三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挤出农业领域。这些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移动，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城市并没有感谢他们，反而将他们视为“盲流”。即便这样，来自生存本能的挣扎，依旧让大量农民选择了进城。

16号是幸运的。她进的那个厂有一千多员工，规模大，制度完善。普工的底薪是一千三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九元，周末加班一小时十二元（有些小厂的底薪是一千一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七元，周末加班一小时九元）。宿舍有八张床，住四五个人，配备了空调和洗衣机，卫生间可冲凉。若员工在外住宿，工厂一月补助五十元。宿舍里还设有专门的“夫妻房”。

言语中，她似乎很同情老板。她说老板很希望能留住员工，经常让员工写书面意见书，汇总起来，再调整规章制度；也常到饭堂或宿舍视察，尽量满足员工的要求。然而，对年轻女孩来说，能在一个厂干满一年，已是稀罕事，她们喜欢跳槽到别处，以期获得更多机会，故而电子厂的招工条件一降再降：欢迎二十岁的年轻女子，若三四十岁，也好；即便五十岁，若愿意来，也可当包装工或清洁工。

显然，“90后”的打工环境，已和他们的父辈（“60后”、“70后”）完全不同。16号的父亲总是诉苦，说自己在屠宰场的工作多么难找，为保住这个工作，他如何起早贪黑，生怕被炒鱿鱼。但16号却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她年轻，浑身是气力，视力佳，性格沉静，在拉线上总因心灵手巧而获得表扬，每月都能多拿五十元奖励。

从16号的描述中可以听出，除了抱怨厂里饭菜有些难吃外，她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和上学没太大差别，晚上加班，就像上晚自习。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生活，年轻的女孩子无需做出太多判断，只顺着大流朝前走即可。16号在适应厂规的同时，慢慢适应了城市的节奏。周日邀约姐妹们去逛街，则是最开心的时刻。在商场里，细细看那些鞋子、服装、帽子、手袋、化妆品，总像获得了某种许诺：只要认真工作，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也将属于自己。逛街后，无论去快餐店、甜品店还是咖啡馆消费，皆AA制。结束一天的购物后，女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穿上新T恤衫、牛仔裤，到各个宿舍展示一番，掀起阵阵笑浪。渐渐地，大家知道了撞衫，知道了某个品牌最近很潮，而某种款式，已不像以前那么流行。

她讲述了一件可怕的事：罢工。

即便在这样雅致的环境里，16号的讲述，依旧让我闻到股强烈的工厂味。

起因是厂里想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以节约开支。虽然允诺员工将用专车接送他们上下班，仍遭到员工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提前半小时起床，晚半个小时到家。白白耗去的这一个小时，原本属于休息时间。然而，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要想继续维持，不得不压缩开支。老板给大家开会，讲了搬家的理由。一千多个人，黑压压一片，听见这个决定后，气氛变得压抑起来，窃窃私语中，已有了牢骚和不满。事实上，老板已做出这个决定，开会只是告诉大家一声，并非当真要听取意见，做员工的，深知他们位卑言轻，说的话不起作用。

第二天，一千多人，虽然也在上班，但就是不干活。无论组长如何威胁，大家就是不动手。如果一个人不动手，处理起来很简单：开除！然而现在，大家都不动手，难道要全部开除？毫无疑问，这不是上班，而是集体罢工，工人们以不干活来向厂方昨天的决定表示反抗。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僵局持续着。早已适应了种种制度约束的工人，其忍耐力，依旧有个临界点。显然，白白消耗一个小时是难以忍受的，在拉线旁，身体被禁锢了十一个小时后，已接近崩溃。

结果，厂方放弃以搬家来缓解压力的措施，而采用了其他方式。

从十六岁至十八岁，是女孩的黄金年龄。对16号来说，离开家便要学习独立生活，而电子厂给了她一个成长的学校。农业文明的传统和禁忌，工业制度的规范和压力，国际大都会生活模式的鲜活展现，混合杂糅在一起，共同影响着16号。没有固定的边界，没有成型的参考模式，没有既定的窠臼，对16号来说，成长的道路似乎显得更宽泛，然而，她将遭遇的挑战，也更猛烈。

四

16号列举了女工离开工厂后的出路：1。去商场卖货；2。到沐足城当技师；3。去酒店KTV陪酒；4。到桑拿城……也许，还有当“二奶”，或为某个有钱人生孩子。

她在那个电子厂干了两年后，转行到商场卖牛仔裤。从早晨9点站到晚上11点，推销得口干舌燥，一下班，不想多说一句话。工资并不高，包住不包吃，一个月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元；不包住不包吃，一千七百至两千元。而在工厂，若每周都加班，月薪可达三千元。店里只有固定的几个人，时间一长，就觉得无聊。一想到一群女工涌出车间，工装都不换，冲到街边大排档吃麻辣烫的场景，她就感觉舌尖发麻。那种愉快并非只来自味觉，更多来自同龄人互相嬉笑的慰藉。那时，她们渴望逛商场，看到什么都新奇，而现在天天置身此地，反而对人流、音乐生出厌倦感。

但16号坦言：即便再厌倦商场，她也不会再返回工厂。

“那里太不自由！”她说。

这种不自由，是她在离开电子厂后，才深切感受到的。

工厂对工人不仅在作息时间上有严格要求，且对工作量也有近乎苛刻的要求。一天要做的产品有规定数目，如果做不完，要义务加班。如果做不好，要写检讨书，说明为何出现不良品。组长是员工的顶头上司，对员工有着直接影响。幸运的，组长温和些，不骂不打；严厉的，对员工大吼大叫，令新手心惊胆战。而在商场，人群流量不固定，卖得多有提成当然好，如果客人少，货销不出去，也怪不得店员。

两年后，16号被同乡介绍到这家酒店当沐足技师。

刚进酒店大堂时，她被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吓得无法挪步，经过旋转的水晶灯时，浑身发抖，生怕那灯会突然掉下来。培训时，她非常用心。到底闯**了四年，她知道，工作重要，工作环境一样重要。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和电子厂闷热无比的车间、嘈杂鼎沸的商场比，可谓天上地下。无论如何，她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她过了二十岁，在年龄上的优势已慢慢递减，她要让自己尽快安定下来。

她如期上岗。工作是清闲的。每日，穿着干净的制服上班，虽然也出汗，但到底是轻松的：一个活儿八十分钟，收费一百元。她的月薪在三千至四千元间。虽然还有额外任务：卖出三份套票，一份九百元（共十张票，比单次消费每次便宜十元），若卖不掉，从工资里扣两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