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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帝国（第1页）

阴性帝国

一

电子厂的大门并非现代化的伸缩门，而是蓝色的钢板大门。

门口挂着告示：

出入请执证上班时间谢绝探访

要上楼，先换鞋。台阶涂了油漆：果绿色！墙角一并挂着四个灭火器。拐角处立着幅广告画：端庄的短发女子，土黄工装，掐腰，左胸处戴工牌，两手交叠相握，蓝色裙边恰好及膝，肉色丝袜，两脚并拢成丁字形。这个不说话的女子一直微笑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女工。此前她们大多生活在乡间，呼吸着新鲜空气，在田野间游**，身体年轻，时间观念松散。工厂的首要任务，是将流动人口改造为有用工人。影响他们的行为、信念、姿势和习惯，让他们迅速成长为工厂所需要的那种人。现在，这张图用标准像塑造出一个典型：有礼貌、诚实、服从。

性别被特别凸显出来。在珠三角的这些工厂里，女工比男工更受欢迎。生产机器对特殊的身体-年轻女性的身体，更感兴趣。因为女性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的要求，价格更便宜，更容易管理和控制。

在楼梯拐弯处，摆着三层玻璃的展示柜，内里铺着紫红金丝绒，凸显出电子元件的重要性，每一个元件的前面，都立着牌子，配有说明。那些被单独拿出来的电子元件，看起来很古怪，迥异于大自然中的浑然之物，然而它们现在是珍珠一样的宝贝。这些物件看起来并不大，没有体温，和四季无关，但其内里却相当复杂，需要几千人、上万人围着它们转。

没有暴力，没有强制，农业劳动的贬值拉大城乡差距，让年轻女孩想到城里打工，她们甚至十分清楚工厂生活的实质，可她们还是来到城市，到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崭新而充满压迫的新世界里，为了求生存，她们不得不接受一系列的规训，努力让自己的微笑符合画中人标准，尽快掌握紫红金丝绒上，那些古怪物件的性能。

二

会议室有两个。面积大的，是张大长桌，白桌布，高背木椅；面积小的，为小方桌，钢制椅。悬挂的白板上贴着告示：使用会议室后，自行将凳子整理好。另一处贴着：节约用电。我在小会议室里等后勤主管。这个屋子那么安静、整洁，尤其，当我从轰响的注塑车间、喧嚣的大街进入后，突然感觉有点压抑，心跳和鼻息被陡然放大，像某件重要的事情，即刻要发生。

乔小雨出现：光亮的额头，梳着马尾，无框眼镜，宽大的蓝工装底下，身材纤细，但笑容是知识分子的，大方地伸出手，一迭声标准普通话：“你好你好。”乔小雨是本地人，到二十五岁才决定去日本留学，且是自费。此前，她高中毕业后在铁路上当高压配电工，一干六年。萌生留学的念头，是因她发现日资厂多了起来，她突然意识到，掌握日语，或许能打开一片天。在日本，她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在餐厅洗盘子，到生产线做面包，当卫生员，送报纸。暑假时，一天打三份工，累得脑袋发涨，双腿发抖。

这些经历，对她管理电子厂有很大帮助。在她的建议下，厂里不间断地举行卡拉OK、跑步、拔河等游戏比赛，自愿报名，奖品是饮料，纯属自娱自乐。但乔小雨知道，玩，也是重要的。她的后勤工作，其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员工。厂里有本《管理手册》，制定了许多详尽的制度，甚至具体到“没穿工鞋，罚款十元”；但乔小雨说，罚款可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厂里缺普工、缺女工。员工流失让她的工作难上加难，不能随便开除人。

春节前，厂里的员工人数为一千五百，春节后，变成一千二百，而六年前，人数超过三千。珠三角的恶性用工制度，致使2007年起员工流失率大幅增加。乔小雨的目标是将流失率控制在5%以内。春节前厂里开会，号召员工回家后喊老乡、亲戚来厂里工作，男女都要，只要介绍的人做满三个月，便可领到五十元介绍费。春节后，厂里多了三百名新员工，但却流失了六百人。

员工不够，远远不够。厂里常年打出招工启事：女性，十七到三十八岁，服从公司管理，能吃苦耐劳。而公司能给予员工的是：干净防尘式车间、安装大型中央空调、每周加餐三次、给员工举行生日晚会、法定假日放假并加餐、娱乐设施齐全……并允诺有超值收获-文员、技术员等职务，皆在公司内部招聘（给普工一个提升的机会）。电子厂似乎不单是制造产品的地方，更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角，就是那些离开乡村的年轻女工。

这家厂成立于1993年，董事长是日本大阪人，属商人世家，年近七旬，每年到厂视察一次。执行董事长是老板的侄儿，每月来一次。总经理负责全盘业务，是日本人。管理人员及员工，都是中国人。在高级管理人员中，有三个本地人，而员工中，没有一个本地人。某种古怪的搭配这样产生：日本人中国人、本地人外地人。居金字塔最高层的，人数最少，多数人在最底层，但他们的命运被少数人操纵，前途未卜，不容乐观。

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他的整个生活：社会等级、工资、福利、食物配给量及住房。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一个户籍体系：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农村常住居民户口。20世纪80年代初，东南沿海出台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于是，城里人被分为常住人口（本地人）和暂住人口（外地人）。外地人无法享受住房和其他福利，一旦他的劳动不再被需要，他便无法继续在城市生存。

“困身”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乔小雨说，本地人自由惯了，习惯于喝早茶打麻将，在厂里困身8个小时，哪能受得了。外地人是没办法，才在厂里打拼。可本地人不敢干太多坏事，而外地人的道德水准，普遍偏低。

“加班”是个矛盾的词。有家的人希望加班，年轻女孩不喜欢加班。加班少的工厂工人不愿待，但加班过头，工人的离职率又会很高。最初，这家电子厂每天从下午6点加班到10点，甚至11点。后来发现不行，员工太累，不良品增多，人员流失得厉害。最后确定：加班最晚到10点。日资厂虽然管理严格，但薪水发得准时，即便老板资金周转不过来，也会借钱来发薪（乔小雨说，这点比台资、港资厂都好）。五天八小时制，基本底薪920元；平时加班一小时7。93元，周六周日加班一小时10。5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一小时15。86元。夜班津贴一个月50元。绩效奖一个月10-130元。每月20日发上月工资。

“日语”是这个厂的难题，全厂上下都在努力克服语言关（图纸是日文的）。厂里培训技术员和组长学日语，并鼓励普工自己买书和磁带学习。通过考试、达到基础日语水平的员工，一个月补贴一百元。即便是留学归来的乔小雨，也需要再学习，因为专业技术语汇，还需要啃。

三

制造一部的车间门口，贴着用各种颜色块标注出的“楼层平面图”，以及硕大汉字构成的标语：

输在犹豫赢在行动

在工厂，总能看到这种对仗工整的标语。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某种理念总在被强调、被凸显。无论一个人多么反感这些强硬而空洞的话，感觉它们形同虚设，然而，日复一日，这些词语终将会被灌输到人的无意识之中。

进门后，侧旁立着开水器，木架上放着各类水杯，色彩斑斓。即便是这样一个普通角落，这家日资厂也比我做啤工的港资音像带盒厂更细致：四层木架涂成深蓝，台面干净，外部搭着布帘。杯子里最显眼的是粉红、米黄，多数是不锈钢杯，也有装冰红茶的塑料瓶。洗手池上有面镜子，很干净。

穿上鞋套后进入，整个车间敞开，像一个巨大的蜂巢。顶部横梁挂着口号：

环境整洁身心好整理整顿效益高

车间长约一百米，宽约五十米，以中部水泥梁柱为分界线，划成左右两个区域，各排列四条长桌。女工穿粉色工装，头上扎着三角巾；男工穿深蓝工装，帽子有檐。窗户密封，拉上塑料窗帘，将工人的视线与外界隔绝，人们无法根据日出日落来判断时间，也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中央空调二十四小时开着，将温度保持在二十摄氏度（这是电子板所要求的温度）。地面刷着果绿色，没有任何碎屑。电子厂的环境貌似干净，但因频繁使用化学药品，女工容易头痛、喉咙痛、眼部疲劳、恶心、咳嗽、痛经。

每个工人的操作台前都立着个牌子，写着检查前、作业后、二次外观检查、导通检查、档板……他们低头忙碌，手旁放着塑料盒、铁盘、黄皮封面的《手加工作业记录本》。在工厂，每个工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了解和影响生产的整体运作。工人只需将英文字母、箭头、图形等，储存进脑海，等看到它们，作出相应的反应，准确操作便可。工人的记忆、眼睛和手指，天衣无缝地粘合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根本无需使用大脑。

靠窗有个男工长相清秀，正在数一把褐色铜丝，再按照一定数量捆扎起来。在他的掌心里，铜丝显得格外纤细。他的桌上放着个牌子：LOT确认品。一想到他要整天、整月、整年地数着这些铜丝，我不禁感到绝望。转念一想，如果这些铜丝捏在女性手里，似乎对比感便不会如此强烈。

乔小雨说现在的情形和刚建厂时大有不同。现在男工占三分之一，此前，从未到过四分之一。在乔小雨眼中，男员工等于难管。他们会经常打架，在宿舍或饭堂，发生口头争执便会动手。男员工做事还不细心，随便丢烟头、扔垃圾，喜欢聚众赌博，容易惹上街头的古惑仔……总之，每一个喉结鼓凸的青年男子，都是一座可以随时爆发的活火山。

但女工也有她们的问题：上班时间爱聊天，爱闹小情绪，在宿舍里拉帮结派，若中层领导是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的，提拔干部时，大多会推荐自己的老乡。

我们来到活动室。敞开的大房间，地板依旧果绿，玻璃窗硕大，水泥横梁上缀着红灯笼，每根横梁上都贴着标语，三张桌球台，六张长条桌，多把红色软椅。我在这里看到了妇女书屋。其实就是一个书架，三人宽，一人高，玻璃门，上面塞着书，底部放纸张文具。

侧墙上贴着漫画，配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