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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阿凤（第1页）

赌徒阿凤

一

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三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