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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 励精图治创开元盛世贪图享乐致安史之乱（第1页）

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创开元盛世，贪图享乐致安史之乱

如果说唐代帝王有成就勋章，那么唐玄宗李隆基一生则如同“三级跳”。自从公元710年，25岁的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作发动“唐隆政变”，将自己的父亲李旦推上皇位后，李隆基就像是“开了挂”，摘取的勋章一块比一块闪耀。

713年，太平公主策划了“先天政变”，已经登基的李隆基不顾太上皇李旦反对，果断逼死太平公主，得到“杀伐果断”勋章。

李隆基又提拔了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能臣，组建了靠谱的团队，开创了“开元盛世”，喜提“慧眼识人”“盛世大佬”等勋章。

然而，老年李隆基的“画风”却越来越奇怪。他宠信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人，对他们丝毫不加控制和防范；又与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杨贵妃，谈了一场奢侈挥霍的“旷世虐恋”，连续打上了“挥金如土”“旷工达人”“宠信奸臣”等烙印。

“作”着“作”着，就酿成了一场大乱。755年，安禄山及史思明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造反，史称“安史之乱”。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李隆基却因此失去皇位，成了“太上皇”，曾经光辉万丈的盛唐，也渐渐走向衰败。

历数李隆基前期与后期的功勋和槽点，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便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令曾经领导力“爆表”的李隆基变成昏庸腐化、沉迷美色，丢下都城仓皇逃跑的“昏君”呢？莫非—

表面上看，唐朝由盛转衰，似乎是安史之乱导致的，而安史之乱，又似乎是李隆基“作”出来的。

但其实，盛唐的危机，是经济、军事、政策以及李隆基个人性格等原因综合导致的，安史之乱只是撬开了大唐盛世镶玉嵌珠的外壳，引爆了其中暗藏的火药。

从经济方面讲，开元盛世时，土地制度是均田制。

所谓“均田”，就是国家将田地按人头分给农民耕种，而农民需要按时缴纳粮税，并且承担徭役，在农民死后，这些田地按比例交公，比例大概是下图这样的。

在初唐时，国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动**，有大量荒废田地等待开垦，所以均田制的效果十分显著。农民分到了地，自然愿意垦荒耕种，而国家也得以发展农业，增加税收。所以，唐代的经济很快复苏了。

不仅如此，均田制的青葱秧苗还托起了初唐的重要兵制—府兵制。前文提过，均田制下的农民需要服徭役。这些平时种地、定期训练、战时上阵的兵士，就叫作“府兵”。

虽然均田制好处多多，却并非“可持续发展”。

首先，这一制度存在“人多田少”的问题。分下去十分地，农民死后只还回八分，还不算各种“花式”瞒报，国有土地必然会越来越少。可随着经济上升，人口却不断增长。

因此，落实到每个农民的田地经常不足数。

其次，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由于均田制税收是按人头来算的，即使分不到足够的田地，也需要缴纳同样的粮食，有的农民过不下去了，不得不出卖永业田；再加上地主阶级还有各种灰色手段，巧取豪夺之下，自然兼并了不少田地。

第三，大量农民逃亡。赋税压力大，还得服徭役，再加上府兵制相当于“一条龙自费”，不少农民受不了双重压力，干脆弃田逃亡。

为了整治土地兼并，增加税收，李隆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检田括户”行动。整治农业的官员被称为“劝农使”，劝农使深入各地调查，查出隐匿的田地，分给农民，找出未登记人口，重新入籍。原有的乱象得以平复，为开元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

检田括户虽然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均田制的弊端；再加上唐玄宗年老时疏于朝政，均田制走向崩溃。经济下行，几乎是必然的。

均田制的问题，也影响了唐玄宗时代的军事制度。唐高宗以来，边疆战争便十分频繁，常常出现士兵久戍不归的情况。

由于府兵制以均田农民为主体，休番期种田的劳动力回不来，但税还是要照常交，农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723年，也就是唐玄宗当政第十一年，兵员流失严重的府兵制，不仅无法满足战争需求，甚至连京城卫戍部队都凑不齐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玄宗直接搞了个新玩法—

长从宿卫，就是从关内地区直接招募流民，作为守护京城的部队。这些兵士不再需要在打仗的间隙种田，更不用“自费一条龙”，国家还管吃、管装备。从本质上说，长从宿卫就是一种募兵制。

一开始，募兵制与府兵制是并行的。在京城防卫采用募兵制，而边防则以府兵制为主。

但随着府兵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募兵制逐渐推行全国，以此为风口，一个神秘的群体开始“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