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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 励精图治创开元盛世贪图享乐致安史之乱（第2页）

虽然节度使成为正式官职是在唐睿宗时期，但节度使的职能却由来已久。边疆作战需要补给，士兵也需要休整训练，还要防着敌方打突袭战，因此，边境作战有两个硬需求，一是边疆常驻兵将，二是坚固的防御工事。

慢慢地，这些要塞发展成了十大藩镇，而管理这些大藩镇的就是十个节度使。在募兵制推行全国后，各节度使很快便募集到了数十万兵士，称为“长征健儿”。

长征健儿人数众多，又长期在边疆训练、作战，而对比之下，京中守卫则承平日久，这导致大唐军事上出现了“外重内轻”的形势。

对此，唐玄宗也不是毫无应对之策。他牢牢把控着节度使的任免权力，并且定期更换。在唐玄宗一朝前期，任期六年以上的节度使不足十分之一。

后来，唐玄宗又按李林甫的意见，提拔没有势力又擅长作战的蕃人与寒族。

于是，一位关键人物平步青云。

他身为胡人，在朝中没有朋党；他出身寒门，在边疆没有根基。虽然后来他造反、杀人，害唐玄宗逃亡，但在一开始，他看起来只是个莽撞又忠诚的胖子—安禄山！

年老的唐玄宗对安禄山极其宠爱，不仅没有像从前那样将安禄山调离，甚至还令安禄山长期兼任三个藩镇的节度使。

而“安史之乱”的事实证明，没有了严密的预防措施，在权力的**前，个人信任是那样易碎。

均田制崩溃和军事上外重内轻，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形势使然，但前后对比不难发现，盛唐“爆雷”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唐玄宗这个人太重感情了。

生在武周与李氏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李隆基的人生从小就跌宕起伏，这不仅赋予了他缜密又果决的政治头脑，也使得他内心一直在渴望真情。

在青壮年时，他心中有大谋划，尚能冷静理智，将私人情感与国家大事分开。可随着日渐老迈，私欲与国事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

公元737年，由于宠妃武惠妃的构陷，唐玄宗认定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位皇子谋反，将他们贬为庶民，三人不久便死去。

而武惠妃由于舆论、心理的双重压力，很快也香消玉殒。失去宠妃，“空虚寂寞冷”的唐玄宗将目光投向了一位美人。

740年，唐玄宗下了一道特别的圣旨，“允许”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杨玉环与寿王李瑁的婚姻关系自然解除。

没过几年，杨玉环便摇身一变，成了唐玄宗的贵妃。

由于杨贵妃受宠，杨氏一门鸡犬升天，不仅杨贵妃的姐姐们有封赏，杨玉环的族兄杨国忠，也靠裙带关系成为了当朝宰相。

在这个阶段，唐玄宗的“画风”早已从“知人善任”变成了“任人唯亲”。

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唐廷骨干的能力水平出现了大幅下滑。

“开元盛世”并非唐玄宗一人独自开创，在英明神武的策略背后，是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几代贤相的辅佐。

这些劝谏，特别是“钢铁直臣”张九龄的劝说，令唐玄宗保持居安思危式的清醒，但久而久之，也给了唐玄宗不少心理压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懂得揣摩上意的李林甫。李林甫虽然喜欢揽权，但整体能力不算差，相比杨国忠更高出不少。

李林甫之所以被归入“奸臣”行列，主要在于他与前几任完全相反的工作理念。

①KPI：指关键绩效指标。

这种从进取到守成的转变，既有李林甫闭塞言路、大权独揽的原因，也从侧面反映了唐玄宗晚年自我膨胀，警惕性下降，以及政策上的保守倾向。

这些都为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间的争斗埋下了重要伏笔。

可以肯定的是，唐玄宗从一代明君变成“出逃霸总”，绝非“精分”而是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节度使权力膨胀，军事外重内轻，以及在保守策略下日益严重的内斗等各方因素共同造成的。

而对于唐玄宗个人而言，他之所以任由这一切发生，又一次次错失弥补的良机，原因大概是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