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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车。“我不能让贝琪的母亲出庭做证，”车门还没关上，父亲就开口了，“蔑视法庭会出问题的。”

胡伯家在我们的身后渐渐远去。到处都是水田，森林都是光秃秃的。多刺的灌木和交错缠绕的光秃秃的藤蔓从黑漆漆、一望无边的水面上伸出来，让修剪过的草坪有了新的模样。从这里路过应该是挺美的——秋天和冬天都有水——但是对我来说，在听完胡伯夫人那番激烈的长篇演说之后，这些被水漫过的冷飕飕的牧场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也高兴不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揉了揉太阳穴。最近这三个月，他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好公文包，穿上大衣，然后走到公交车站。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我感觉他是不服老的，岁月会让人们慢下来，让原本习以为常的努力变得吃力，但他认为自己能够在同岁月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他不会服输的。他要继续前进。“先不谈贝琪母亲的言论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此刻，他说道，“我是她女儿的律师。我正在尽我所能，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这，她反对吗？她反对根据案件事实来判断有罪还是无罪吗？她其实是可以上法庭帮女儿做证的。她可以向陪审团多多地介绍关于贝琪的事，让他们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但她没有这么做。相反，她一肚子的愤怒。在她的心目中，世界就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人，这些人做的任何事都百分百是错的。我到她跟前，问她：‘您能不能帮我把事实摆到陪审团面前？’她从头到尾说的就是这些。除了愤怒，别的什么都没有。而且，她对你也不友好，而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也很不舒服。”

下雨了，因为有风，雨是斜的——在我们的挡风玻璃上敲出切分音的节奏。在一阵一阵的风中，汽车朝左侧摇晃，雨刮器全速工作。这样的天气和胡伯夫人激烈的言辞让方向盘后面的我感到焦躁。不过，父亲却睡着了，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他的右手搭在左手上面，双手都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他的裤腿卷到了上面，使得两条长腿看着比平时更加瘦削。能看见他长袜上的螺纹，擦伤的小腿也露出来差不多两英寸。他垂着头，隔着一绺一绺梳到脑后的花白头发，我能看见他的头皮，头皮上有像结节那样鼓起来的、粗糙的斑块，有黄褐斑，有疤痕，还有凹下去的缺口和裂缝。是啊，睡吧，我心里想。你需要多睡一会儿。

那天，在我把他送到家之前，父亲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拿给我。“你把这个叫作什么？”他问。

“U盘。”

“这个U盘，”他说，“把阿比盖尔送到哈维家的那个寄养机构寄来的邮包里有这个，他们的资料肯定在里面。”

“我明白了。”

“处理起来麻烦吗？”

“不麻烦。”

“把资料弄出来很容易？”

“是的。”

“那，”父亲说，“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让我看看里面都是什么？我不想把你的时间都占满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做，就直接跟我说。”

“一分钟就能搞定。”

“我给你添麻烦了，”父亲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了。我半夜头晕的时候，你妈妈也是把你叫过来。”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正看着午夜的电视节目，突然听到卧室里传来“砰”的一声。她冲进去（她所说的“冲”其实是一瘸一拐地过去，因为她的脚浮肿，而且长了鸡眼），发现父亲倒在床和墙壁之间的粗毛地毯上。他就在那个空隙里，龇牙咧嘴地打手势——“抽搐，”她说，“因为又一阵眩晕。”母亲说，这种情况她搞不定，因为她没有地方下脚——即使有，她也知道自己没那个力气——她没办法用力把他拖到床垫上，即使有地方，她也做不到，因为力气不够。但是眼下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所以她试着扶他起来，而这个动作就“稍稍”踩到了她的丈夫。于是面对眼前的现实，她决定放弃，并且给我打了电话。不过她还是先打开床尾的雪松木箱，从里面拖出一条上了年头的被子，盖在父亲身上（我猜没准儿还带出了一片尘土），然后又趴在床垫上，很不容易地在他的头底下塞了一个枕头，然后又喘了口气，才抓起床头柜上的绿松石色公主电话听筒——那团电话线永远是缠成一团的——母亲给我打电话时，父亲还在地板上挥着胳膊朝她喊：“别打扰他！大半夜的！”我在电话这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的声音。于是挂断电话后，我告诉艾莉森这通电话是关于眩晕的，所以我要去父母家一趟，于是她问：“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去？”人们预感到死神将至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理解她的想法，但我当然也会跟大多数人一样，说“不需要，你不用去，我很快就回来，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然后我就去了。当时是10月份，虽然大城市的夜晚光照充足，但还是可以看见星星，那天夜里，一切都闪着银光，冷飕飕的。我超速驾驶着我和艾莉森平时用来处理家务的那辆很破的四缸小卡车，但是我们每次开车，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西雅图的交通糟糕透顶，连我们以前秘密绕行的崎岖小路上都能塞满车，让人非常恼火。（这座城市的一切变化都让我和艾莉森感到烦恼，即使我们一直在对自己也对对方说，这就是生活，我们有什么资格抱怨？在你身后，总会有人希望你从未来过，你也从来无权画上一条线，要求那些不断的、令人不安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在你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家门口停下来，不，世界不是那样运转的，我们都是过客而已。）

等我到了父母家，发现门前的草坪上已经结了霜，台阶旁边柱子上的灯也坏了，我知道这处损坏需要我来修缮。屋里，母亲把暖气调到了能蒸桑拿的温度，给父亲的脚套上了暖和的袜子，父亲躺在地上，原本苍白的脸色发灰，或者至少在我看来他的脸是灰色的，主要是因为他被裹在厚厚的棉被里，被子上的玫瑰花蕾图案已经发黄，闻起来有一股陈旧的樟脑丸味。“他的牙齿在打架。”母亲对我说。父亲的声音从他床边那个空隙的某个地方传来，含混而又夹杂着锉刀摩擦一样的声音：“我的牙齿没有打架。”

我掀开被子，发现父亲身上只有一条平角短裤，其他什么也没穿，他朝右侧蜷缩着，两只胳膊抱着肩膀，发黄的皮肤下面能看见三根肋骨。我挤进他躺着的那条狭窄的通道，后背抵着墙，像过去新郎抬新娘进门槛那样，或者说，像广告里消防员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跛脚的孩子们那样，把父亲抱起来斜放在**，然后又帮他把两条腿拉过来，直到他的身体差不多跟床的边缘平行，接着，我又爬上爬下几次，把他一点一点挪到床的中央，这样他就不太容易再摔下去。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比在地板上还要瘦小，而且在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中，说老实话，我绝望地发现他摸上去就像一罐在厨房台面上放了一小时的牛奶，谈不上凉，但也没什么温度。不过呢，不管怎么说，盖了两条毯子和一床被子之后，他看着就像一个光滑的棉质重物下面的一根细长条，并且用母亲的话说，似乎“稳定了”。母亲当时双手叉腰在一旁站着，一如既往地令人敬畏，不过也有点被吓着了。我呢，我看似乎没什么事了，便在夜色里开车回了家，路上脑袋里还想着父亲那温吞吞的皮肤。

我到家时，艾莉森醒着——她亮着灯，正坐在**读《星河：与谢野晶子诗选》——她听我讲了事情的大概，说：“我很高兴他没事，只是因为眩晕。你妈妈肯定又熬夜看电视了。所以，你觉得他们没事？”

“我觉得应该没事吧。你手里这本书怎么样？”

“‘全神贯注于彼此，’”于是艾莉森读道，“‘我分不清我们：你，白色的三叶草，和我，柔软的白百合。’这就是整首诗。完整的一首。就这样。”

*　*　*

从胡伯家回来之后的那天晚上，我上楼来到已经很久不用的阁楼，坐在黑暗里打开了那个U盘。里面的文件包括标题为“可选儿童”的视频脚本，视频的开头是埃塞俄比亚一家孤儿院里的姐妹俩。她们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两人都跷着二郎腿，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都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叫她们笑，她们就都笑笑，看上去有点紧张。她们这样坐着，同时有人在镜头后面用英语夸赞她们的各种优点。接下来是到那里刚刚两星期的一个女孩（“小姑娘不错，没有兄弟姐妹，上四年级，准备上五年级”），后面是一个“在学校成绩很好”的女孩，然后是一个“非常害羞，不怎么说话”的男孩，再后面是刚到孤儿院的俩姐妹（“两个小姑娘太可爱了，估计我们很快就能给她们找到新家”），然后就是阿比盖尔，她的头发紧紧地编成了辫子。“这是阿贝巴，”不知道是谁在介绍，“阿贝巴上六年级，似乎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我们问的所有问题，她都能迅速回答，英语学得也很快。她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亲人能收留她，所以被带到这里来。”

阿贝巴看上去神情低落，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并不关心。她所表现出的镇定也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没了力气。她所表现出的谦逊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深深的挫败。她的脸很瘦，身上的衣服也很破旧，但是外面套了一件带白色流苏领的夹克，想遮住里面的褴褛。有两次，她都垂下了头：一次是在快要开始被介绍之前，好像正在努力适应自己的优点和出身将被作为卖点。还有一次，是之后没多长时间，她被夸赞聪明的时候。后来，她朝右边瞄了一眼，从她的反应可以推断出来——她的眼角出现了褶皱——说明镜头外面有人在催她笑两下。最后，就在镜头关闭之前——在关于她的广告结束，在这段节目完成之时——阿贝巴似乎松了一口气。她的眼睛下方有因为缺觉而导致的黑眼圈，像两个黑黑的月牙——她的眼睛出奇地大，不是说大得让人觉得奇怪，而是真的特别大。

我点开另一个文件，打开里面的第一个文档，里面有一位男士被标明是“所罗门·阿迪苏，最近的亲属”，是所罗门·阿迪苏把阿贝巴带到这家孤儿院来的。那里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在她的接收记录中写道，据所罗门·阿迪苏介绍，阿贝巴现年10岁，没有兄弟姐妹。她的母亲在她1岁半的时候去世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所罗门的兄弟特梅思根·阿迪苏——三年前也去世了。这三年间，阿贝巴就住在所罗门家，所罗门的妻子也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住在塞贝塔镇外。所罗门没有工作，并且患有肺结核，时不时地就会发病，只不过有时候重点，有时轻点。虽然身体不好，但他种了木瓜、画眉草和柠檬，还养鸡，鸡蛋用来卖。他的孩子们只能打点零工，工资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住的房子是所罗门姐姐的，他们渐渐欠下了姐姐的房租，越欠越多。差不多一年前，姐姐告诉所罗门，她长期以来的慷慨不得不画上句号了，因为她的身体出了问题，需要用昂贵的药物，但是她知道有一个办公室可以帮人找工作：是一家雇用女性去中东地区做家政人员的公司。于是，所罗门的大女儿法西卡去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那里的人给她办了护照，把她送去了科威特。

所罗门告诉孤儿院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以为家里的财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随后法西卡写信回来，说原本跟她讲的是每天工作8到10小时，只服务一户人家，可是实际每天要工作16小时，服务住在相邻公寓里的三户人家，而且，她的工资也跟原先承诺的不一样。有个科威特人告诉她，她的工资比预想的低，是因为收取工资的埃塞俄比亚中间人从中做了手脚。而当所罗门去找这个中间人理论时，他又说是科威特人少付了工钱。所以事情就僵在这里了，他正在想办法。

所罗门跟社会工作者说，解决法西卡薪水微薄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他的另一个女儿蒂吉斯特也去科威特工作。在那里，她就睡在雇主家的储藏室。她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有一段时间没法工作，所以他们就没有付钱给她。她还得了结膜炎，患了脚气，后背也痒。夜里可能有些小东西咬到或是戳到了她，留下了伤痕。不过蒂吉斯特还是打起精神重新开始工作，但有一次她的雇主发现她在工作时间打瞌睡，便把她的眼睛蒙上，用一根扁木条打她，作为惩罚。总而言之，所罗门对社会工作者说，尽管他的女儿们做出了各种牺牲，但他们家还是一贫如洗。

所罗门说，阿贝巴是孤儿，因此符合住到孤儿院的条件。所罗门把关于阿贝巴孤儿身份的手续都办完了，填了该填的表，签了该签的名，还让他所在行政区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在所有材料上盖了章，后者还写了一封证实阿贝巴孤儿身份的正式信函，所罗门现在正在把这封信交给孤儿院。除此之外还有两封信，一封来自塞贝塔镇社会事务经理，另一封来自阿莱姆吉娜地区的一位官员，信上有他的印章，信的内容是应联邦妇女和儿童事务部要求，证明该女孩的孤儿身份。

阿贝巴的身高、体重和头围都有记录。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发育正常。阿贝巴是乙型肝炎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但HIV是阴性。她没有受过割礼。她吃东西很正常，没有焦虑的迹象。她是个明事理的孩子。她对社工没有抵触情绪。她愿意并且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她说她不想住在孤儿院，但也接受这样的安排。她说她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她曾经想当一名医生，可是后来又不想了。她想成为记者或者外交官。她断断续续地上过三年学，一有机会就喜欢读书。她的数学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喜欢数学。以后要是有机会回家，她希望能再见见老朋友，这是她最希望看到的：重回她在塞贝塔的生活。她的伯伯很善良，但是身体很不好，两个堂兄在她看来有点得过且过，没什么上进心，养鸡不认真，做事情也不努力，当然也没做什么事。阿贝巴对他们的态度并不认可，因为她相信努力的重要性。她相信人应该全力以赴。她告诉社工，她是东正教徒，各种神灵的斋日她都庆祝，尤其信奉加百列和圣乔治，她一直向他们代祷，请求他们的庇佑，但即便如此，她仍然相信面对任何一件事，无论怎样都应该始终坚持积极主动，不怕困难。

我面前的文件夹里还有阿贝巴埃塞俄比亚护照照片页的复印件、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在她被领养时签发的出生证明复印件（上面她的名字显示为阿比盖尔·德尔文·哈维），以及联邦第一法院法官做出的司法判决副本，上面写到他“确信养父母的照顾和保护比在上述孤儿院更加有利于该名儿童的成长”，并“确信妇女和儿童事务部已确定并确认养父母的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够很好地抚养孩子”，还补充说“最近的亲属已被传唤至法院，并同意领养事宜”，他现在正依此发布命令，批准请愿人之间的合同。文件夹里还有一封妇女和儿童事务部部长签发的信函，通知该机构“根据最近的网络信息，我们得知儿童阿比盖尔·德尔文·哈维（养父母取的名字）已经死亡，我们在此敦促您提供有关信息，包括事发时的情况以及医学诊断、警方调查报告等其他含有实际证据的关键信息”。三天后同一位部长又发来一封信函，称该机构“急需提交一份包含医疗和警方证据的死亡报告”。又过了三天，儿童权利与安全办公室主任来了一封信，提醒收养机构“最近需要提供关于儿童阿贝巴·特梅思根死亡事件的详细报告”，信中还说“根据规定，我们办公室的一名相关工作人员将同贵机构一起，亲自调查孩子的死因”。然后斯卡吉特县刑事案件首席副检察官给西雅图的收养机构总部写了一封信，其中部分内容是：“关于阿比盖尔·哈维死亡事件的相关情况，请知悉并请转达埃塞俄比亚有关当局，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与本国任何其他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办公室一样，在完成调查之前，我们不会透露或以任何方式讨论与本次调查相关的事实、情况、假设或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