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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帕姆·伯里斯耍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如果你跟帕姆耍花招，你就输了。”

刚过十点，我们便关了灯。五分钟后，父亲问：“你还醒着吗？”

“是的。”

“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有一个男人在圣诞节的派对上朝四个人开了枪。”父亲说，“他是个二手车销售员，叫‘巴斯特’。我接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采访他的妻子，她当时19岁或者20岁吧。她带着一个男孩，大约3岁。她当时还怀着孕。我记得她告诉我，巴斯特在一周前无意间撞死了家里的小狗，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把小狗的尸体埋在他们家的后院。可以吗，我这样说话？”

“当然可以。”

“巴斯特17岁的时候，”父亲说，“意外开枪打死了他的弟弟。后来他就辍学了，参了军，被派去了德国，他在德国整天喝得烂醉，直到被军队开除。回国之后，他在街上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偷了一辆车，进了监狱。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振作起来了，找了一个卖二手车的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又开始酗酒滋事。节日季到了，巴斯特和妻子发生了口角，因为巴斯特讨厌过节。不过，他还是同意和妻子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是邻里之间的聚会，就在他家马路对面。大家在一个地下室里喝酒跳舞。巴斯特喝醉了，就犯浑了，气得他的妻子回家睡觉去了。最后，派对上的一个男人忍无可忍了，对巴斯特说：‘把你的手从我老婆身上拿走，胆敢再碰她一下试试。’”

“我明白了。”

“总之呢，这家伙和巴斯特动了手。然后一大群人把巴斯特揪到一个露台上揍了一顿。那么巴斯特干什么了呢？他回到家，给步枪和手枪装上子弹，光着膀子回来了。然后他下到地下室，右手拿着步枪，左手握着手枪，朝跳舞的人群开枪。死了两个，还有两个受了伤。然后他沿着马路中央大摇大摆地走了，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在人家的门廊里大喊‘我是圣诞老人，不给钱就捣蛋，让我进去’什么的。”

父亲顿了一下，表示下面是重点。“最后，我的主张是巴斯特的精神不正常，”他说，“我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处在一种由精神疾病导致的不理智状态。我说，出于这个原因，在向四个人开枪时，巴斯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我辩护说，他的精神太不正常了，以至于压根儿没法产生杀人的意图。我争辩说，应该撤销对巴斯特的指控，应该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公诉人对此并不认同。他想判巴斯特死刑。他说：‘这个案子怎么可能没有意图？被告在邻居家的圣诞派对上发火，然后回家从衣柜里拿出了枪，分别装上子弹，又回到派对现场，瞄准目标，开枪杀人。他并没有疯。他对那些人很生气，想把他们杀了。’”

“我请了精神病专家出庭做证，”我父亲说，“一位说，巴斯特在服役期间就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因为他不遵守规则。另一位说，巴斯特的父母对他缺少养育，再加上杀死弟弟带来的内疚，使他变得自暴自弃。好吧，这些只使得公诉人又给他自己的心理医生打了电话，他们都说被告明显就是喝醉了，然后生气并且开枪杀了人。所以就有了两个版本。我的版本——巴斯特的生活有种种不如意，于是疯了。公诉人的版本——简单、粗暴、冷血的谋杀。”

“不管怎么说，”父亲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十有八九，被指控犯罪的人的确犯了相应的罪。就像我很久之前跟你说过的，现实不像电视上那样，律师像变戏法一样，揪出真正的凶手。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职业，能有百分之十的胜诉率就算得上记录良好了。有时候——大多数时候——事实对你是不利的。你找不到理由。当然了，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有任何机会，哪怕是最最渺茫的机会，他们都会想要走上法庭，并且希望你，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能使出全部的本事。因此，最后你会竭尽全力，尽管根据你的经验，你知道这些都是无济于事、没有希望的，如果你想要从工作中获得任何满足，那只能是从失败中获得。总之呢，陪审团认为巴斯特的每一项罪名都成立。法官判了他四个终身监禁。好在他没有被判处绞刑，这是我所担心的——我怕他们会判巴斯特死刑。整件事都令人悲哀。跟你说实话，我工作中的很多事都让人悲哀。这是一个不得不活在悲哀里的世界。”

*　*　*

第五天。林肯·斯蒂文斯让证人出庭做证。从他们的证词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尔文和贝琪·哈维拼凑出了自己的学习方案。他们对去过的所有教堂都不满意，一个教派都不认同。相反，他们信仰的是他们从订购的书、录像片和讲道的磁带中拼凑出来的个人宗教。他们是世界末日论者，意思就是他们相信世界很快会在一场大屠杀中终结，在那之后，所有没有把耶稣奉为救世主的人都会下地狱。他们相信地狱之火是真实的火焰，相信天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天堂和地狱都存在于宇宙中。他们相信男性是上帝指定的户主，女性是他们的“帮手”。他们相信不应该放松对孩子的管教，并在家里存放了一本专门用于严厉育儿的手册。这本手册要求用木勺抽打六个月大的婴儿，如果他们试图从铺在地上的毯子上爬下来，就要打他们；要求用尺子、板子、水管和树枝来打孩子；要求用冷水洗澡、在室外关禁闭、不给饭吃；要求一直惩罚到孩子“无法呼吸，抱怨不得”为止；还引经据典作为依据。

一位证人是一个名叫安丽丝·库伯的年轻女子，她梳一条编得很紧的麻花辫，搭在右肩上，还戴了一副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安丽丝·库伯说，她认识贝琪·哈维的时候，贝琪还不到25岁。库伯说，贝琪很健谈，声音很大，在房间的另一头都能听见。库伯当时12岁。她和母亲一同去参加一个叫萨拉·托特的女人办的婴儿洗礼会。萨拉·托特的父亲是墨西哥的一名牧师。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她的九个兄弟姐妹也都是传教士，在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传教。安丽丝·库伯说，萨拉·托特很有感召力。她经常在她家的客厅里举办活动，很多人都来参加。她比大多数妇女大个15岁，也可能更大一点，她有八个孩子，都很乖巧。库伯说，很快，“我的母亲、贝琪·哈维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这些活动的妇女就开始像萨拉·托特那样穿衣打扮，她们称之为端庄。比如穿长到脚踝的裙子或连衣裙、连衫裤、束腰外衣、长袖上衣。我也不得不这么穿，直到后来我离开家”。

萨拉·托特会发表讲话，库伯说：“话题都是关于生养很多孩子、让孩子们在家里上学、做家庭主妇，还有怎样正确地培养孩子的。她说，跟小孩子商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太小，还不懂。他们能明白行为，而不是语言。他们能明白训练，而不是解释。萨拉·托特说，人们擅长训练狗狗坐下或是去取东西，但是在训练自己的孩子执行命令时却做得很糟糕。她说，孩子们想知道边界在哪儿，想知道如何让父母高兴。萨拉让家庭顺利运转的方法是使劲训练孩子。把东西放在孩子够得到的地方，如果他们伸手去拿，你就叫他们不要碰；如果他们违抗你的命令，继续去碰，那就打他们的手。萨拉说，这就是所谓的训练。她说，假设你在喂奶，宝宝咬了你一口。很简单。宝宝一咬你，你就用力掐他的胳膊或腿。宝宝一咬你，你就马上掐他，这样宝宝就会感觉到疼。给他传递的信息就是‘如果我咬人，我就会疼’。这是宝宝能够理解的。他们理解不了更多的东西。萨拉认为，随着宝宝一点点长大，成为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个孩子将会试探父母的底线。这个时候，我母亲、贝琪·哈维以及所有听从萨拉·托特的妇女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底线。她们必须坚定，不能向情感屈服。萨拉说：‘你的孩子会反抗你的权威，如果你爱他们，你就得确保自己能赢。因为他们是罪人，有原罪。因为原罪，他们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大喊大叫，他们会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需要你来控制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带到上帝那里。’萨拉认为最关键的年龄是12岁。她说12岁是上帝划定的界限。她说，孩子们长到12岁，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到了12岁，上帝就不会再放松对你的要求。你可以为12岁时的行为下地狱。因此，父母就要对孩子进行这种训练。你要是不训练孩子，他们到12岁的时候就会犯罪，然后下地狱。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会吓唬大家。”

“萨拉·托特真的很擅长让每个人都拼命用鞭子抽孩子，用拳头揍孩子。”库伯说，“她会说，《圣经》说了，女人应该当男人的帮手，听从男人的吩咐，女人应该待在家里，不使用避孕措施，狠狠地打孩子，这就是我所成长的环境和文化，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说实在的，萨拉·托特、我母亲以及贝琪等人信奉的其实是个邪教，她们嘴上说的是源自爱的管教，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事实上你就是在挨揍。我是说，真的挨揍。过了一段时间，我猜，可能有一些女人提出了质疑，但她们又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邪教，你不能违背萨拉·托特和我母亲以及贝琪·哈维所说的话，否则你就可能被踢出核心圈，被瞧不起，被排斥。但是，一个女人开口了，然后又有第二个开口了——她们心里生了疑，如果你狠狠地揍一个孩子，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不对吗？萨拉·托特、贝琪还有我的母亲说，不，这里有更多的经文可以做出解释，我们会为你祈祷，诸如此类，然后这两个女人就退出了，因为她们实在无法忍受继续殴打自己的孩子。然后萨拉、贝琪和我母亲开始担心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她们总是谈到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她们认为其他女性，那些退出的女性会夸大其词，把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招来，然后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就会带走她们的孩子。因为她们都有这种倾向，萨拉、贝琪和我母亲，她们都有阴谋论的想法，她们认为政府想要抓你，把你的孩子带走。特别是贝琪，简直走火入魔了。过了一段时间，贝琪比萨拉·托特还要激进了，她们俩闹掰了，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贝琪开始表现得好像现在是她说了算了，她变得专横，控制欲很强。我们开始改去哈维家聚会，不再去萨拉家了，因为我母亲就像贝琪的副手，所以我看到了很多他们家发生的事，我看到了很多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记得哈维夫妻俩总是在传福音，想让大家跟他们一样，他们都无比地虔诚。我猜，这是因为当这些训练发挥作用时，真的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让孩子把一个玩具捡起来，他会二话不问立马去做。除此之外，贝琪极其讲究个人卫生，比如要保持东西无菌无毒，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塑料桶里，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小箱子，上面写着名字，里面装着每个人的牙刷之类。诸如此类。而且我还看见，我亲眼看见，看见过很多次，她和哈维先生打了孩子很多下，就当着我的面，这可不是轻描淡写地拍两下屁股或者手——是真的打，很疼的。他们家有那么多孩子，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小鞭子就会被拿出来，还有三十厘米（2）长的小水管，除了最小的婴儿是用手打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育儿理念，小婴儿还没到用水管抽的时候。但是等这些孩子满六个月——才六个月啊——如果你叫他的时候他不过来，或者是没有把自己的玩具什么的捡起来，好了，鞭子就出场了，你们知道的，就对着屁股下面抽，大腿和屁股交界的地方。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经常这样被鞭子抽，很疼的，会留下红印子。”

“后来，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了，”库伯说，“贝琪开始在家里举办研讨会，主题是‘冠冕之乐’，是她从《圣经》里摘录的，大意是说妻子应该成为丈夫的冠冕之乐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她站在其他女性面前，好像自信满满，胸有成竹，她们也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的孩子是那么训练有素，那么乖巧听话，我不得不跟我母亲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我记得贝琪曾经笑着向我们透露说，她把管教孩子的工具塞在胸罩里，这样拿起来方便，一个是水管，还有一个是又粗又长的胶棒，就像热胶枪里用的那种，她告诉我们这是她母亲的主意，她母亲给了她整整一盒的胶棒。我还记得她把研讨会的题目从‘冠冕之乐’改为‘不再有罪’，她发现‘不再有罪’在《圣经》里随处可见，她好像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了某个密码，‘不再有罪’的意思是生活中是可以实现无罪的完美的，或者类似的情况，是上帝眼中的完美，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你动脑筋想想，就能明白纯粹的无罪和完美根本就是歪理邪说。这跟贝琪的洁癖有点像——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清理干净，把手洗上一万遍。她在‘不再有罪’的演讲中，不停地暗示自己是完美的，在生命的此时此刻，她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这是阿比盖尔来的前一年——她感觉到自己被召唤去宣扬一种新的基督教教义，在那个教义里，人是完美的、无罪的。每次，每次聚会，她的演讲一结束，她就让大家站起来一起祷告，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每个人完美无瑕地带到耶稣面前。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阿门。’我们其他人好像都在那里为她的完美而欢呼。”

安丽丝·库伯厌恶地摇了摇头。“这事离现在并不久远，”她说，“正是在哈维夫妇收养阿比盖尔之前。阿比盖尔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满脑子就是这些。”

*　*　*

一位叫谢丽尔·霍奇的女士出庭做证，她说她是德尔文·哈维的妹妹，他们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她12岁时就离了婚。他们家在得克萨斯州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华盛顿州伍德兰，以及华盛顿州科尔维尔。在科尔维尔，“我们只能勉强糊口，因为父亲已经找不到活儿干了，”谢丽尔比德尔文小六岁，“所以，我小时候，印象中他不怎么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布鲁斯，他跟德尔文年纪相仿，比德尔文大一岁半。布鲁斯知道怎么招惹德尔文，他可以把德尔文惹毛。这并不难，真的。他很容易发怒。布鲁斯在学校很受欢迎，但德尔文正好相反。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学校里的那些时髦人士都穿喇叭裤，你们知道的，但德尔文并不在乎，他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猜，他摆出来的是一种道德姿态。有人开始接触毒品——布鲁斯也吸了一点，但是德尔文一直老实本分。而且他的个性是，如果他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没什么二话。他是那种黑是黑白是白、没有任何灰色地带的人，他认为是非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你要么越过去，要么就不越过去。不可能处于中间地带。所以，如果他认为某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你的想法跟他的不一样，他就对你有了评判。比如，在后来的生活中，当他有了孩子而我还没有孩子，他就对我说，我不应该采取节育措施，因为这是在杀害生命，而且杀害未出生的孩子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还有一件事：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在学校里教科学，德尔文跟我说，我不应该干这个工作，因为我在教进化论，在宣扬上帝没有创造地球。当我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他就开始给我找书看，反对进化论的书，他总是想让我知道，是我的精神境界没有达到恰当的标准，我没有正确地生活，而其实恰恰是那种宗教性的东西会让人如此主观。倒不是说他一直如此。他和贝琪结婚之后，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俩很快就步调一致了。他们俩有一种沟通方式。那就是，你得读读这本书，或者，你得看看这篇文章，或者，你得听听这场布道，或者，你的《圣经》引文版本是错的，应该用这个版本。或者，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正在控制一些事，想让我们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独裁国家。有一次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和他们争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这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混为一谈——共产主义／法西斯，这两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他们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像往常一样，我是错的，他们是对的，原因是我没有读正确的书，没有听正确的人的教诲。我早该知道不应该跟他们争，因为我很久之前曾经和他们一起住过一阵子。德尔文当过两年兵，在那期间我没怎么见过他，后来他结了婚，住在肯特，离西雅图半小时车程，我当时想去华盛顿大学考教师资格证，但又没什么钱，于是就问可不可以住在他们家。于是我就住了下来，但是没住太久，连一个月都不到——也可能有一个月，我不记得了。但我一找到工作就搬出来了，因为贝琪的控制欲太强了。举个例子，只要我一洗完澡，她就会跑到浴室里检查我有没有把窗帘拉开，防止发霉，如果我没有把洗碗机完全装满就开始洗碗，那就成了问题，或者如果我忘了盖上牙膏的盖子，或者洗衣服用了太多的肥皂，或者没有把装面包的袋子夹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不得不搬出去，逃脱这一切。我们发现贝琪的外祖母有洁癖，贝琪的母亲也有，然后贝琪也有，贝琪小的时候，如果她去了别人家——比如去玩什么的——那么在她回家进门之前，她的母亲会拿着水管把她从头到脚冲一遍。所以，她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是说，贝琪会用牙刷来刷房间的每个角落。有一次，学校剩了一些培养皿准备扔掉，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给了德尔文，我心里想的是，你们知道的，在家教学能用得上。这些培养皿里有营养琼脂，所以你稍微拭一下就能看见细菌。我过去给他们演示，嘿，你可以打开这些，用棉签或者直接用手，把手在上面蹭一下，然后合上，你就能看见刚才在手上的细菌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些这样的培养皿，于是就问德尔文，这些你要不要也拿去？他说不要，因为上一批培养皿已经让贝琪气得冒烟了。她接触培养皿之后洗了无数遍的手，然后就让德尔文把那些培养皿装进塑料袋，在外面又套了一个塑料袋，然后把袋子口拧好扎紧，当天晚上就全部放到外面，第二天就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