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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斯：“你看到了什么？”

丽贝卡：“我第三次看她的时候，发现她把衣服脱了。”

斯蒂文斯：“在又冷又下雨的室外？”

丽贝卡：“是的。她把衣服脱掉了。”

斯蒂文斯：“她当时在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丽贝卡：“她当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没有衣服。”

斯蒂文斯：“她是仰着，还是脸朝下，还是侧着？”

丽贝卡：“脸朝下。”

斯蒂文斯：“所以你那时候做了什么？”

丽贝卡：“我告诉了妈妈。”

斯蒂文斯：“你妈妈怎么说？”

丽贝卡：“出去看一下她。‘不要隔着窗户看了。这次出去看一下。’妈妈是这么说的。”

斯蒂文斯：“然后你是怎么做的？”

丽贝卡：“我出去看了她。然后我回来告诉妈妈，她不动了。我说我问阿比盖尔她是否还好，但阿比盖尔没有回答。”

斯蒂文斯：“接下来呢？”

丽贝卡：“我和妈妈一起出去了。”

斯蒂文斯：“所以你和你妈妈一起走到了外面，阿比盖尔在那儿躺着，没有穿衣服，脸朝下，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动。你们做了什么？”

丽贝卡：“妈妈试着跟她讲话。”

斯蒂文斯：“她说了什么？”

丽贝卡：“她说：‘阿比盖尔，行了，可以了，够了。’但阿比盖尔没有回答。妈妈害怕了。”

斯蒂文斯：“你怎么判断出妈妈害怕了？”

丽贝卡：“因为她弯下腰，把阿比盖尔翻过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比盖尔没有呼吸了，她嘴里还有泥。”

斯蒂文斯：“然后呢？”

丽贝卡：“我们试着把她抬到屋里。”

斯蒂文斯：“你们是怎么做的？”

丽贝卡：“我们试着把她架起来，但是抬不动。”

斯蒂文斯：“所以你们怎么做的——你和你的妈妈？”

丽贝卡：“我们把男孩子叫来了，他们把她抬进去了。但是妈妈先去拿了一条床单，盖在她身上。”

斯蒂文斯：“为什么？”

丽贝卡：“不让男孩子们看到她**的身体。”

*　*　*

诉讼期间，我结识了一个朋友，一个叫乔吉特的女人，她刚刚退休，正想着如何打发空闲的时光，于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出席一场谋杀案的庭审。有一次，乔吉特朝我这边凑过来，悄悄地跟我分享她的观点（“站在那儿的那个警员看上去也就16岁，不过，这年头啊，我也分辨不出来”），休庭时，她还跟我聊了一会儿——聊的是，比如，斯卡吉特县博览会已经开始了，她已经去过了，逛得很累；粉红鲑现在正在河里游；粉红鲑也被称作弓背大马哈鱼；她的丈夫每年都对弓背大马哈鱼跃跃欲试，并乘着流网渔船去钓鱼，我们说话的这工夫，他正在钓鱼呢；今晚，在驼鹿俱乐部，她和她丈夫要参加一个烧烤活动，是年度会员活动的一个项目；还有，所有沿河岸进行的工作都是弗农山振兴项目的二期工程，弗农山的选民已经以微弱优势批准了这一项目，她投了赞成票，因为她喜欢“铺设一条栽满鲜花、挂满绿植，并且夜里有路灯照明的木板路”这样的想法，是该有一个这样的工程了，因为沿河地区正在逐渐衰退。

有一次，当一天的出庭做证结束，乔吉特和我推开法院的大门，站在红绿灯旁边等着过马路——我们都试图在午后炫目的阳光下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时，一列火车驶过，看不见头的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发出刺耳的轰鸣。一个少年蹬着很短的滑板沿S形滑过。在火车道口停下来检查的一辆汽车里，一条狗紧张地盯着一扇打开的窗户。“在这里，生活还在继续，”乔吉特说，“好像里面发生的一切”——她用拇指指了指我们身后的法院——“都不是真的。”然后她说第二天我就见不到她了，因为她要和两个朋友去贝灵汉的格伦回声植物园玩，还在离植物园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订了午餐，那里的视野能看见水。

现在，丽贝卡·哈维的证词还历历在目，乔吉特转向我说：“让我直说吧。这个女人的女儿面朝下躺在院子里，一丝不挂。当时是夜里。女孩失去了知觉。这是紧急情况了。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她进屋找了一条床单，把它盖在她女儿身上，这样她的儿子就不会看到女儿**的身体。这样她的儿子们就不会看到女儿**的身体！”乔吉特碰碰我的胳膊，强调她的震惊。“我坐在这里，”她说，“试着让自己站在这个女人的立场上。我走到外面，我女儿的脸埋在泥里，而且是在半夜，还下着雨，她身上没穿衣服。我会怎么做呢？”乔吉特解释说，“就是想象这是我自己的女儿，因为我有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象这是我的女儿，我就在现场。我想象着，然后问自己：我会进屋去拿床单吗？拿一条床单盖在我女儿身上，因为否则我的儿子可能会看见女儿**的身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想？咱们推导一下看看。我是为躺在地上的女儿做点什么，还是去拿条床单把她盖上，防止儿子们看到她一丝不挂？这不是什么很难的选择，”乔吉特说，“我根本都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很可能，我根本没法去想这个问题。我应该在飞快地想：‘是应该对她做心肺复苏，还是口对口人工呼吸，还是胸部按压，还是报警，还是坐下来，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腿上，还是这些全部都做？’因为我会害怕她死去，怕得要死。我会像疯了一样。这将是最最可怕的事。这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的腿上有碎石划的伤口，她的衣服散了一地，湿得透透，她已经在外面待了好几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是最最可怕的事。不，不，不，不，不，不，不，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这样。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除了这个念头，不会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着我的女儿，其他什么也不想。我不会站在那里想：‘好吧，她太重了，我和丽贝卡抬不动，所以必须得让儿子们来帮忙，因为他们比我们力气大。但问题是，儿子们过来的话，会看见阿比盖尔的**，这对他们不太好，所以答案就是，我会让阿比盖尔继续在地上躺着，让丽贝卡守在旁边，我先进屋拿一条床单回来盖在阿比盖尔身上——那样，我的儿子们就不会看到他们不该看的东西。’我不这么认为，”乔吉特说，“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而且你不觉得，”她问，“每个人都会跟我一样吗？那不就是正常的反应吗？那不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感受吗？当然了，一般情况下，我想我也不希望男孩子看到女孩的**，我不会坐在这里说我愿意。我不是喜欢去**海滩的人，也不认为——你懂的——人们可以随便看别人的**。我不是在说这个。我是说，这让人难以置信。我是说，我试图站在她的立场去考虑，但还是说不通。”

*　*　*

丽贝卡·哈维做证完毕后，斯卡吉特县治安官办公室一位负责管理夜间值班警员的警长出庭做证。他说，在阿比盖尔死亡的当晚，一名警员从斯通巷打电话给他，建议他过去一趟，他立马就去了。在哈维家，他看见了一辆救护车、两辆巡逻车，还看见“在房子后面，一个小女孩躺在露台上，医护人员正在对她做心肺复苏”。救护车载着女孩开走时，他就跟在救护车后面到了斯卡吉特山谷医院，并且进去“观察情况，检查，并记录和跟进”。在医院的门厅里，他给治安官办公室调度中心打电话，要求提供一份贝琪·哈维报警电话的录音，并要求一名警员用光盘拷贝给他。他做这些时，验尸官进了急诊室。他跟着验尸官进去，拍了一些遗体的照片。然后，光盘送到了，警长把它拿到楼下的一间办公室，用那儿的一台电脑听了录音。听完之后，他又走到走廊那头的家属等候室，不在大厅里，在安全门后面，他在那里见到了贝琪和德尔文·哈维，还有一名协助家属的官员。警长解释说，他想和贝琪·哈维单独聊聊，因为是她打电话报警的，然后，他和贝琪来到他听录音的那间办公室，经过贝琪的允许之后，他打开录音机，对她做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