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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之前（第2页）

我和父亲在伯明翰期间，还参加了一场社交晚会。晚会是在一对夫妇家的大厅里举行的，这对夫妇也是我这次来阿拉巴马出席的读书会的支持者。我谢了他们，并同他们握手。接着，他们把吧台的位置指给我们。我和父亲便去拿了饮料。我们刚把饮料拿到手，男主人便用勺子敲了敲自己手中的酒杯，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向大家表示欢迎，又伸手指向我，称我是“此刻的明星作家”，并感谢我和父亲“不远千里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赶来”，接着，他提议大家向我们举杯——大家都举了——然后这部分工作就结束了，我们便在他的宅子里四处晃悠。他的宅子有很多个房间，都装饰得非常考究。组织这场晚会的是各种捐助人，他们和今晚的主人一样，都是读书会的举办者，因此参加晚会的人就包括了捐助人、组织者、读书会委员会成员、位于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师生、大学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市里一位艺术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名跟大学没什么关系的小说家，还有一对开书店的夫妇。据说，那天下午我做签售的那家书店就是这对夫妇开的。有人告诉我，这种类型的社交晚会每年会举办三次，每次在不同人家的宅子里轮流举行，这样大家就可以和其他地方来的作家见面问好。这是一个系着腰封、打着领结的男人告诉我的，他把我和父亲堵在一个壁炉旁边，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挺酷的女人——涂着赤褐色的口红，柔软亮泽的齐肩短发向内微卷——这两位都是红光满面，轻松随意得近乎鲁莽。他们介绍自己是洛伦（Loren）和劳伦（Lauren），劳伦还补充说，十三年来——他们结婚十三年了——两人一直在向人们解释“洛伦”和“劳伦”两个名字的差别，每次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他们俩都习惯了。“没错。”洛伦接着解释说，听到洛伦和劳伦，几乎每次对方的反应都是“什么？”或者“再说一遍？”，要么就是“也许你们俩当中的一个人应该取个昵称”。“但我们不用昵称，”他说，“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洛伦和劳伦’的梗是很好的开场白呢！”

他俩笑了。父亲晃了晃手里加了水的威士忌。关于他，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从我记事起，我就发现他不喜欢与人发生口舌之争，也不会使用那些男人发表反对意见时常用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语言。他也许会稍稍辩论一番，开上一两句玩笑，或是机智地反驳一两句，但他的目标始终是求同。父亲可以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他极其谦逊，毫不张扬，也没有一点架子，让你很难不喜欢他。他穿着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廉价西装，系着卡夹式领带，花白的头发沿着光秃秃的头顶一绺一绺梳到脑后。他的亲和力让所有人都喜欢他。女性在他面前可以很放松，因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她们会让他感到紧张；在女性面前，他会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以为在打情骂俏；但凡可能被人解读为对女人感兴趣的事，他绝对不做，也不会说那样的话。与此同时，又因为他从不争强好胜，所以男性在他面前也可以放松下来。父亲似乎压根儿就没有参加论战，也并不想站在哪一边。要是你随他去，他就只想专心地吃点东西，但又别吃得太引人注意。所以，他就得稍稍别过身去。于是，父亲一手插进衣袋，另一只手端着兑了水的威士忌，一边小心翼翼地与人打着趣，一边还得瞄着点旁人的目光，免得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许他觉得自己太过严肃，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调侃两句。也或许他会认为对对方调侃得有点过了，就反过来自黑几句。父亲开对方的玩笑都是善意的——他是想表达他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要是尴尬了，他也会感到尴尬，并且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尴尬，也正因如此，他会主动让你也骂他两句，只要和和气气就行，讽刺两下或是诙谐地斗斗嘴，都可以。如果他挖苦你，也并没有恶意——而是为了让你安全地败下阵来。太过庄重和失态一样，都不好，而且可能也没什么用。

“你们刚才描述的关于名字的重担，”现在，父亲对洛伦和劳伦说，“我懂，因为我的父母也给我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罗亚尔（Royal）（2）。没错，罗亚尔。我一次又一次地听人们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字。你怎么会有个“皇家”这样的名字？’这也是我向我父母提出过的问题。我得到过像样的答案吗？并没有。他们说他们是从帽子里随机抽出来的。我的母亲是北达科他州人，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她在西雅图遇到我父亲，然后就留了下来。我父亲原先是个海员，身强体健，后来在快餐店当过厨师，再后来当过电梯工，然后又接受了电梯维修和保养的课程培训，拿了执照，就去了奥的斯工作。你要是问我，那我觉得我父母是怀着期许的。他们想让我和我弟弟出人头地，因为他们没什么钱，于是就给我起了罗亚尔，也就是‘皇家’这个名字，给我弟弟起的名字叫桑代克，是想让我们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人上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我猜，只要你想，你也可以改名，这是合法的，比如，对于你们俩来说，可能把劳伦改成劳丽，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那样的话，你们俩跟别人聊天的开场白就没有了。每次有人跟我说‘你叫皇家？皇家什么？是皇家讨厌鬼吗？’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换个名字。”

父亲挂断电话，告诉我电话的内容。他是愿意免费受理案件的律师名单中的一员，如果所有的公设辩护人都很忙，而又有人需要的话，他可以帮忙。“我刚刚还在跟你说我没事干，”他加了一句，“真是巧了。”

电话是西雅图北边斯卡吉特县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打来的。斯卡吉特县监狱里一位需要律师协助的妇女联系了他们。前一天下午，那位妇女和她的丈夫因谋杀罪被捕。县里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公设辩护人被分给了她丈夫。“我答应马上就过去跟这位女士聊聊，”父亲说，“也就是说，你能送我一趟吗？我来付油钱。”

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便起身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父亲点点头，接着便拉开他放麦片的抽屉，拿了麸皮片、一个纸碗，还有一把塑料勺子。他抓起之前扔在椅背上的雨衣，便和我一前一后踏上走廊，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　*　*

我向斯卡吉特县开去。车流渐渐变得稀少，我们开到了斯卡吉特河漫滩。我对这片区域很熟悉，主要是因为我这辈子都住在这一带，所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过那里。这是一片宁静的乡村，有着安详的田园气息，但它时不时地就会登上新闻，因为斯卡吉特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冲破河岸，阻断道路，涌入人们家中。在田野的尽头，堤防工事隐约可见，再后面就是谷仓、挤奶间、储煤筒仓、散栏式牛棚，还有高高的杨树防风林和建在抬高地基上的房屋。这里的地面常常是黑黑潮潮的，仿佛洪水刚刚退去一样。

洪水没来的时候，斯卡吉特县是安静祥和的。前几年，最出名的事件是2013年5号州际公路桥坍塌。一辆超限运载的卡车撞上了一节撑杆，导致桁架塌陷，支撑构件失去作用，桥面和上部结构落进了河里。除此之外，斯卡吉特县一派田园风光，那里有华盛顿州西部出了名的郁金香田，绵延数英里（3），每到春季，美不胜收。

我在县首府弗农山市下了州际公路，弗农山地处一片防洪堤后面的一处河湾。也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当初的规划做得太糟糕，这里的5号州际公路距离斯卡吉特河太近了，导致弗农山市中心被挤在二者之间。而且，高速公路还像一堵墙，把城市的核心商业区和大部分居民区隔开，使得两个区域看上去好像没关系似的。最后，在另一次奇怪的城市规划中，一条铁路又横穿弗农山运送货物，由于这条铁路十分繁忙，以至于在市中心开车时经常要停下来，等候长长的列车驶过，我和父亲开到金凯德街的时候就是如此。

监狱就在法院对面，很方便。这座建筑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联想到监狱——固若金汤，只装了少得不能再少的几扇窗户。那天，弗农山刮着风，但那会儿还没下雨。黑压压的一片乌云正稳稳地向东涌去。

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父亲去和他的潜在客户交谈。我呢，就在弗农山四处走走，然后回车里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好去最近的杂货店买牛奶和香蕉，然后吃他的麦片。于是，我们便分头行动了。我漫无目的地朝西走。我看到宽宽的河面，就在小城的防洪堤上面。人行道清扫得很干净，市政花坛里的花也料理得很好。弗农山给我的感觉是静谧的，迷人而又不张扬。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座城市既是一座老城，也是一座新城。一家小餐馆和一家杂货店是旧时的遗迹。一间咖啡厅、几家小酒馆、几家啤酒坊，还有一家有一张巨大沙拉台的食品合作社，都在呈现着城市的变迁。在所有这些建筑的上方，立着三层高的法院大楼，我返回监狱停车场的时候正好路过。大楼外面，一门火炮架在木制车轮中间，炮筒朝着南边。我没看见牌匾，也没发现有什么标志牌，所以也就不知道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坐在车里听着收音机，直到父亲从监狱回来。“令人悲伤的案子，”他说，“非常悲伤。”

我开车去了“红苹果”。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家杂货店，仍然是旧时弗农山的样子。父亲在那里拿了一根香蕉和一品脱牛奶，我们买了咖啡，然后在角落里的一张餐台旁坐下。父亲一面俯身吃他的麦片，不时用餐巾纸擦擦下巴，一面跟我说起被逮捕的那个女人，她叫贝琪·哈维，娘家姓是胡伯。

他说，她41岁，有七个孩子。她非常保守，是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园林市长大，那里盛产草莓，或者至少曾经如此。她的父母是从密苏里州的西普莱恩斯来到园林市的，她父亲在西普莱恩斯当过警长的副手，在此之前是在美国法警局。在加州，他父亲在高速巡逻队工作。贝琪告诉父亲说，她的父亲原本家住田纳西州海伍德县，但他在17岁那年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家肉联厂上班。她母亲那边，外公是阿肯色州耶尔县的，外婆则是俄克拉何马州人。

贝琪12岁的时候，胡伯一家搬到了西雅图，这样她的父亲就可以在一家卡车制造厂当保安。在她高中毕业五个月之后，贝琪在一次教堂组织的社交活动中遇到了德尔文·哈维。他们恋爱了，七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买了房，开始有了孩子。后来，他们在斯卡吉特县买了五英亩的地，四英亩继续长着灌木，另外一英亩清理出来盖了栋房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找承包商建的。不过贝琪跟我父亲强调说，德尔文是个名副其实的技工，布线、铺水管、镶框、浇筑混凝土、铺设石膏板，他都不在话下。贝琪还补充说，德尔文当过空军，退伍之后一直在波音公司工作。

父亲说，贝琪身材瘦小，但眼睛里含着强烈的愤怒。她让他想起了他在大萧条时期的照片中见过的女人——饱经风霜，没有受到命运的眷顾。不过，与此同时，她说话犀利，性情反复无常。父亲说，她很焦躁，说个不停。她的描述前后矛盾，想要澄清却又站不住脚，说一句还得补充十句，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突出了她的混乱，也让父亲感到困惑。他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她和她丈夫被指控杀害了两人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一个女孩——他们俩被指控虐待了那个姑娘，直到她死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他们干什么了？”

“他们虐待自己从埃塞俄比亚收养的女孩，把她虐待至死。”父亲说，“诉讼文件里是这么指控的。”

在红苹果，父亲从麦片碗里抬起头，打量着我。“什么？”他问。

“太糟糕了。”我回答。

“监狱里的那个女人做了可怕的事。”父亲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我可以对自己说，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非常憎恶，以至于我没办法当她的代理律师。我可以对自己说：‘让别的律师干吧，去为一个百分百虐待过一个孩子、百分百应该对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人辩护去吧。让别人在法庭上替她发声，让别人在法庭上代表她行事去吧。我才不会为她发声，因为我根本不认可她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代表她。不行，让别人干去吧——反正我不干，这是原则问题。’另一方面，”父亲接着说，“自从虐待杀人罪被写入华盛顿州的法律，已经有八十五个人因此而受到指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上了法庭，都有律师跟他们一起，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你不会想要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了会感到恶心——有虐待儿童的，甚至还有虐待婴儿的。那么，那些律师为什么会接这样的案子？也包括我，因为我接过三个。现在是四个了，因为我还是会接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被告是好人吗？只有好人才配有律师吗？每天，都有人被指控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因为他们做了令人发指的事；每天，都有律师受理他们的案件，因为这样，法律才得以成为法律。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输。我输掉的案子比我赢的多得多。而且，说老实话，我输的时候从来也没觉得意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输。因为证据完全不利于我的当事人。那些证据都可以一锤定音。你可以说，既然如此，我干吗不一上来就认罪，给大家节省点时间和麻烦呢？况且还给纳税人省钱呢。如果你认为某个人有罪，那为什么还要替他辩白呢？可是，你看，我是不是认为我的当事人有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陪审团的想法。所以，要让他们听到全部的信息，让他们来做决定。要光明正大地，把所有的信息公之于众。”父亲接着说，“还有一点，这事儿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电影里，当真相大白之时，大伙儿会发现扣动扳机的不是甲，而是乙。他们从一开始就抓错了人！律师成了英雄，因为他的当事人是清白的！因为他揭露了真正的凶手！坏事是别人干的！你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能发生几回吗？几乎就没有过。几乎每一个被指控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所以你得怎么做呢？你得弄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这是另一个问题——然后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被指控的罪行进行比对。他们可能做了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的事，你可以为此而憎恶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和指控不符，那么他们就是无罪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因为一个人很可恶就给他定罪，而不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那就跟独裁统治没什么两样了。谁想活在独裁统治下呢？我可不想。还有一点。我依照自己的道德准则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我心里踏实。”

*　*　*

父亲吃完麦片，说他得到高等法院的书记员办公室去一趟，去取贝琪·哈维的逮捕宣誓书。

我们去了书记员的办公室。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人。等她办完她的事，父亲便上前对书记员说：“我刚从街对面的监狱过来，我来取一份关于我当事人的逮捕宣誓书。”

书记员向父亲解释了怎样可以拿到宣誓书。我们身后的桌子上有几台电脑，他可以登录系统，输入案件编号。如果有问题，电脑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操作指南。搜索结果出来之后，他得点击想要的文档，然后点击打印图标。这时候文件就会从她现在站的柜台后面打印出来，他再回到柜台这儿来取，她会把文件拿出来，他要按每页五美分的价格来支付费用，她再把文件给他，还有一张收据，就可以了。

父亲说：“监狱里的那位女士叫贝琪·哈维。”他拼出“哈维”二字，“我对计算机一窍不通，所以，如果不是太麻烦您，可不可以我把名字告诉您，您帮我把宣誓书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