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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和艾莉森跟两个朋友在一个叫比尔餐厅的地方约了一顿午餐。这两个朋友是一对情侣——诗人贝琳达，还有凯尔，凯尔特别喜欢旅行，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游历，当英语老师。例如，她讲的奇闻逸事里出现过新加坡，还有日本的冲绳岛。我们四个坐在卡座里吃了三明治和薯条，凯尔解释说，她现在患上了“祖母病”，意思是她迷上了自己六个月大的孙子，他那天真无邪的小脸散发出的纯洁气息，他的咿咿呀呀，还有当她摇动拨浪鼓时他那舞动的小手和小脚，他喝奶时的样子，他在她怀里小憩时的样子……这些都让她爱得无法自拔。她还有另外一种症状，那就是给孙子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分享给别人看，并且作为给朋友们的“福利”（凯尔打手势表示“福利”二字加了引号），详细地介绍他最新的进步——比如说，会从仰到趴翻身了，但是从趴到仰还不会，或者，第一次吃了红薯泥。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要分享的吗？艾莉森问我们的朋友。凯尔说，她在黑山有几个亲戚——一个是乌尔齐尼的造船工人，一个是波德戈里察的修女——还有她现在在亚得里亚海有一套小公寓，她和贝琳达前阵子在那里、在大大的遮阳篷下面的青砖水磨石上度过了一个奢华的8月（贝琳达插了一句，“奢华得不可思议”），她们身后的墙上爬着紫藤，脚趾间沾着白色的细沙，泡上一罐酸橙加薄荷水，手边再放上一瓶冰镇的波兰伏特加，冰箱里还有腌鲱鱼和山羊奶酪，橱柜里有黑麦饼干、杏仁和核桃，树荫下的柳条桌上摆着葡萄和砂糖橘，海盐沾在她们的手臂上，贝琳达阅读诗歌杂志，凯尔则铆足了劲儿，攻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全部著作。

还有什么？凯尔93岁的父亲第三次结婚了，他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卡立佛里。贝琳达和凯尔去参加了婚礼；事实上，她们是婚礼的策划者，正如贝琳达所说，她们按照这对夫妇的要求，准备了用来庆祝的水晶肉冻和鹅肝酱。还有什么？贝琳达“臀部特别难受”，正在看理疗师；与此同时，凯尔“患上了一种综合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说，“总是听见像炸弹爆炸一样的声音。我是真的听见，可是除了我，别人都听不见。”

“爆炸性头部综合征。”贝琳达解释说。

“爆炸性头部综合征，”凯尔说，“大约每周两次。”

“有时他们也称之为‘听觉睡眠启动’。”贝琳达说。

“我们的医生一点头绪也没有，”凯尔说，“所以我只好去了一个睡眠障碍诊所。”

“就是我之前因为呼吸暂停去过的那家，”贝琳达说，“结果发现其实我没有呼吸暂停。”

“她只是打鼾，”凯尔解释说，“不是呼吸暂停。”

“但是你的……”贝琳达说。

“我的，”凯尔说，“得这种病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而我就是那十亿分之一。”

“他们排除了一些可能，”贝琳达说，“她没有得肿瘤。”

“也没有得癫痫，”凯尔补充道，“也没有其他任何真正算得上问题的毛病。就是爆炸性头部综合征，我跟你说，这属于急症。”

“亲爱的……”贝琳达说。

“宝贝儿……”凯尔回答，“不管怎么说，我想你可能也想了解了解这种病，万一哪天能写进你的小说呢。一个患了爆炸性头部综合征的角色。”

“为什么不呢？”贝琳达说，“一个患了爆炸性头部综合征的角色。”

我们继续吃饭。凯尔说她和贝琳达不久之后要去卡立佛里看望再婚的父亲。“我们起初很担心，”贝琳达说，“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女人。”

“我现在仍然很担心。”凯尔说。

“我们觉得她可能就是那种在养老院里钓男人的女人。”

“就是。”凯尔说。

“但是后来我们渐渐对她有了了解，”贝琳达说，“她已经86岁了，坐着轮椅。”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不相信她。”

“我觉得她是有修养的，”贝琳达强调，“她接受过经典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并不意味着她在经济上能自食其力。”

“每个星期三，她都会去做头发。每个星期四，去做水疗。她还很风趣，这一点你父亲很欣赏。”

“他已经被冲昏头脑了。”

“他都93岁了。”

“好了，”凯尔说，“你们俩呢？”

我和艾利森耸了耸肩。然后贝琳达问我有没有在写什么。我说没有。凯尔说，贝琳达最近有作品发表，然后遭到了一位诗人同行在报纸上的攻击。凯尔对此付之一笑。她说，曾经有人在夜里闯进一家书店，不但用猎枪打烂了比利·柯林斯的《九马》，还污损了柯林斯的作者画像。然后她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两个诗人在一次会议上当着几百名学者的面吵架的事，还描述了1968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生的混战，其间艾伦·金斯伯格为了让两方的诗人解除暴力，不惜跪在了地上。凯尔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重大诗歌奖项的评委是一个小圈子，这些人报复心强，手段卑劣，当评委时轮流坐庄，还有几个人永远在受排挤。赠款、奖金、荣誉席位、讲师职位，都被暗戳戳的忌妒瞎搅和。聘任受到影响，发表作品也会受到曲解。贝琳达说，诗人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贵，他们的作品给城邦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她说：“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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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去一家咖啡店见一个认识的小说家，他叫劳登·詹姆斯，他发邮件给我，说有一阵没联系了，想见个面。我提前到了，便买了咖啡，坐在凳子上读一本小说，直到他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其实我跟劳登不是很熟。我们见过面，在某个活动上聊过天，或许当时手里端着饮料，也或许在某个角落里站着，我想我们的聊天也是惺惺相惜，或是互相攀亲带故，或是假装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忙、更重要，而不是区区两个小说家。不过，我挺喜欢他的。他有点古怪，我觉得那是他表达友好的一种方式。他好像从来没梳过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发量不多，可是看着就像龙卷风过后在两面墙交接处残存的一个鸟窝，乱成一团。这样的发型再加上深褐色的卡其裤和格子图案的运动外套，让他看上去很像库尔特·冯内古特——长脸，垂眼，透着一种古怪、忧郁、中庸、形而上的倾向。他和我一样，也是人到中年，但是并没有受到岁月的摧残。不过他的协调性好像的确受了点影响，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让人担心他坐下去或者站起来的时候会把什么易碎的东西碰掉——比如咖啡杯。

劳登挺能聊的。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东一句西一句，而且极其亢奋。一上来，他先告诉我说他正在教一个写作工作坊，但是由于最近身体不好，阅读手稿时会有一种特殊的困难，所以工作坊面临解散的风险。他解释说，印刷的文字在他的眼里会变成一团乱草，而且至少目前还没有能够帮他矫正视力的镜片。似乎是为了证明给我看，他在咖啡馆里摘下眼镜，折起镜腿，为了不弄脏镜片，他用手指捏着鼻托的位置，毫不避讳地向我展示了他弯曲的瞳孔、抽搐似的动作，还有纹路怪异的血丝，那些血丝就像阿米巴虫，在水汪汪的眼睛里游**。他说，眼睛的问题让他头痛欲裂，用他的话说，眼疾造成的症状简直就像上“酷刑”。他解释说，“两侧太阳穴之间还有眉毛和后脑勺中间好像被一股蛮力拧着”，他没办法，只能采取趴卧的姿势，把眼罩绑在脑袋上——那眼罩还是今年春天在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免费发给商务舱旅客的旅行用品袋里的——与此同时，他的眼皮底下还有“爆炸样类星体”的症状（3）。在本该与学生当面讨论小说习作的时间，他经常把学校办公室的门锁上，把灯也关掉，然后就像这样趴在地板上，满心内疚地听学生们徒劳地敲门。不过，他说，他也意识到“这一切荒谬得简直好笑”。尽管如此，他也不是就没治了。他决定去找达拉斯的一位专家。他才63岁，劳登向我强调说，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接着，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一直是他在自说自话，便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写什么吗？”我回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