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隋炀帝首次下江南的情景。
606年春,当东京在大肆铺张中建成的时候,已经搂着江南佳丽脖子度过暖冬的隋炀帝,决定起驾北归,亲自享用这刚竣工的北国京都皇宫的荣华。
浩大的船队因江河水汛期未到,而不得不滞留江南。炀帝不得不乘车回京。为了在短时间内修整装饰仪仗队伍,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大力督办,下书督促各地州县交送羽毛。百姓们为应付上命,四出野外,昼夜在水陆各处遍布网罗,捕捉鸟兽,凡是羽毛、皮毛能做装饰之用的鸟兽,无一幸存,全遭屠戮。这一活动虽然持续了仅三个月,但这不到百天的空前捕杀掠劫,使与人类已和谐相处、组成链条格局的可怜动物们的鲜血成了炀帝仪仗出发前的祭旗之物。
三月初,炀帝的车队从江都出发,北上京都。途中,炀帝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奢侈华贵,生出一番怀旧的感慨来。这一日,他梦中突遇自己的父亲杨坚,面对穿着简朴、一脸愠怒的父亲,做儿子的不由得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等他抬起头,见父亲已化作一股青烟射入一座土丘,他高喊“父亲……”没有回应,惊醒方发现是南柯一梦。
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中自然满含着炀帝对生身父亲文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10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的),可供给附近10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会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然而,一旦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时,他一切都不管了,把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座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
隋文帝始建的扶风法门寺,梁子摄。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白花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的绝美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佚名学者则认为,炀帝戴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被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此时炀帝已身死四年,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定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注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之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誉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1807)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伊秉绶,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书“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是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已远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
隋炀帝陵
(1) 据《关中记》记载:“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