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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盗墓与反盗墓（第2页）

冯梦龙的小说素材源自何处不得而知，但从另一位戏曲家汤显祖那著名的《还魂记》（又名《牡丹亭》）中可找到线索。史载，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江人，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进士，官礼部主事。上疏弹劾首辅申时行，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七年大计夺官。显祖颇多牢骚。所作传奇往往托时事以刺贵要。汤氏在《牡丹亭记题词》中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那么，李仲文、冯孝将二宦的儿女到底发生了何种奇闻逸事呢？请看下面两则逸闻。

《法苑珠林》载，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男字子长，年二十，梦一女自言“前府尹子，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现。衣服熏香殊绝。遂为夫妇。寝息，衣皆有袴，如处女。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归以示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惟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此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肉烂不得生矣。”泣涕而别。

《还魂记》书影

又东晋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宿厩中，夜梦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北海太守徐玄方女，不幸早亡，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方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否？”马子答曰：“可。”因与克期。至期，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遂屏左右发视，渐见头面，已而形体皆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寝息。每戒云“我尚虚”。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日。”遂往厩中。女计生日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祭讫，掘棺开视，徐徐抱出，着毡帐中，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咽粥，积渐能语。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元庆，嘉禾初为秘书郞；小男敬度，作太傅掾。

另据《列异传》载，谈生四十无妇。夜半读书，有女子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自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三年之后方可照。”生一儿，二岁。夜伺其寝照之，腰上生肉，腰下但有骨。妇觉曰：“君负我，何不能忍一岁也？大义永离，暂随我去。”生随入华堂。以一珠袍与之，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女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实对。王视女冢完如故，发视之，得衣裾。呼其儿，类王女。乃召谈生以为壻，表其儿为侍中。

《还魂记》插图

由此可证，汤显祖所作《还魂记》确是根据上述传说演化并经汤氏天才的艺术加工而来。其内容正如此书序文所云：“柳梦梅与杜丽娘，梦中相遇于牡丹亭。本无此事。显祖作传奇四种：牡丹亭、邯郸梦、紫钗、南柯，相传谓之四梦。此记尤为人所指名。其大略见《汉宫春》词，云：‘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赋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刑正苦，报中状元郎。’标目云：‘杜小姐梦写丹青记，陈教授说下梨花枪。柳秀才偷载回生女，杜平章刁打状元郎。’首尾粗俱于此。其惊梦、寻梦、写真、悼殇、冥判、拾画、玩真、幽媾、冥誓、回生、折寇、闹宴、硬拷、圆驾等折，流传众口，莫不艳称。”

汤显祖以《还魂记》（《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剧”问世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汤氏同时代的剧作家和后代剧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还魂记》艺术手法的影响和启迪。与汤同一时代的冯梦龙的《风流梦》，就是在汤氏原作上直接改编而成。

冯梦龙（1574——1646），明代著名文学家，生于明朝后期万历二年（1574），生在明南直隶苏州府吴县长洲（今苏州），在家中排行第二。其兄冯梦桂是位画家，其弟冯梦熊是个太学生，冯氏兄弟三人当时被称为“吴下三冯”。三人之中，以冯梦龙对后世影响最大。

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风气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下，文学领域内出现了大批以艳情、言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文言小说中有各种艳情专题的小说总集，通俗小说中有大量专注于男女性描写的所谓“艳情小说”，其中多数都停留在“性”的层面，特别是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无处不有的“性思维”特点。在“性”充斥泛滥的同时，有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集中表现了超越**之上的“情本思想”的特质，它们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冯梦龙的《情史》。前者表现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因此它虚构了一个因情而死、然后又死而复生的故事，以彰显它所要表达的上述主题。《情史》是一部按情归类的文言小说总集，虽属编集性质，但体现了编者的指导思想。冯梦龙在该书序言中讲：“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又在《情史·情灵类》总评中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这就把“情”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把“情”作为一种独立于生命的、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元素来看待了，其对“情”的看法和推崇又超过了汤显祖。

关于汤、冯二人在文学与戏曲艺术上的技巧和成就不再述及，接下来，继续说盗墓贼们盗墓的奇技**巧和攻略战术。

盗墓贼若发现大、中型墓葬，但因周边太空旷不宜隐蔽，便以开荒种地为名，以各种理由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待青纱帐起，借其掩护，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悄悄打开墓室，劫取宝物。

据现代考古发现，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区，西区有大墓8座，东区有大墓5座，都不止一次被盗，残留遗物极少，连后母戊大鼎这样极重的铜器也被截掉一耳。位于安阳洹水南岸的商代王陵区，在春秋时期已沦为废墟，当地百姓或在其上种庄稼，或任其荒芜，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为盗墓者前来创造了掩护的条件，因而才有了多次被盗的命运。

盗墓贼还有一个绝招是，在墓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因是夜间行动，外人很难发现疑端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墓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曾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的清代学者毕沅，在其《吕氏春秋新校正》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后母戊大鼎（原作“司母戊”）

有人自关中来，为言奸人掘墓，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为之者。小人之求利，无所不至，初无古今之异也。

与毕沅同时代的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中说到盗窃陵墓时，曾记录了这样一种隐蔽方式：

康熙中，有群盗觊觎玉鱼之藏，乃种瓜墓前，阴于团焦中穿地道。

所谓“团焦”，即乡村原野瓜田中搭建的圆形瓜棚。这个方法与毕沅所述基本属同一类型，也是“墓冢盗”们使用最多的经典性版本。当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适合在周围盖房屋和瓜棚，一旦遇到不能在周边下手者，且判断墓中必有重宝，盗墓者便不惜拼上性命搞迂回战术，在相对较远、隐蔽的地方垂直下挖，凿成一井，然后顺井斜挖，直至通入墓室。这种方法费时费力较大，为避开众人耳目，有时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开凿，盗墓者吃住均在洞里，工期达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漫长的工期，就需要盗墓者有吃大苦、耐大劳、甘于寂寞的特殊精神，否则很可能会出于种种原因前功尽弃。而一旦成功，所得墓中财宝也够吃喝玩乐一辈子了。

已发掘的虢国墓地车马坑

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即以这样的方法被盗劫一空。盗墓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先打竖井，然后斜着打了一条2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盗墓者凿开了一个40米深的大洞，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将地下珍宝洗劫一空。不过这是近年的事，经考古人员清理后发现，盗墓贼已经使用了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挤压式炸弹进行定向爆破，比古老的老鼠打洞式挖掘要容易得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招数，就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以便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这种方法偶有为之，不太普及，因为新修的坟丘很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从而导致事败，几年前北京西郊老山汉墓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几个盗墓贼就是为了堆放从墓坑中挖出的杂土，而在外面堆了许多坟头。结果引起了晨练的当地老太太怀疑和警觉，很快东窗事发，几个盗墓者落入法网。当一位资深盗墓者看了老山汉墓发掘的电视直播后，大骂那几个盗墓贼是一群笨猪。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盗墓者，从墓坑挖出的土是不能让人发现的，其处理办法多种多样，绝不可能如此显山露水。老山汉墓的盗掘者在如此人眼密集的地方堆置坟头，明显就是找死，根本还没进入这个行当的门。而那几个盗墓者也的确是刚从内蒙古赤峰跟一位盗墓高手学艺归来不久，想不到一出师门就进了监狱的大门。

老山汉墓模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