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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元明清建筑特征之分析（第1页）

第五节　元、明、清建筑特征之分析

一、建筑类型

（一）城市设计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余年外，皆以今之北平为帝都。元之大都为南北较长东西较短之近正方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轴线上建宫城；宫城西侧太液池为内苑。宫城之东西北三面为市廛民居，京城街衢广阔，十字交错如棋盘，而于城之正中立鼓楼焉。城中规模气象，读《马可·波罗行纪》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将元城北部约三分之一废除，而展其南约里许，使成南北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驰道加长，遂增进其庄严气象。及嘉靖增筑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轮廓，并将城之全部砖甃，城中街街冲要之处，多立转角楼牌坊等，而直城门诸大街，以城楼为其对景，在城市设计上均为杰作（7）。

元、明以后，各地方城镇，均已形成后世所见之规模。城中主要街道多为南北、东西相交之大街。相交点上之钟楼或鼓楼，已成为必具之观瞻建筑，而城镇中心往往设立牌坊，庙宇之前之戏台与照壁，均为重要点缀。

7　北京城墙

7-1　北京永定门外城墙

7-2　北京正阳门及瓮城

7-3　北京城门之一

7-4　北京中华门

7-5　北京天安门前西千步廊

7-6　北京清代乾隆时期京城全图

平面布置，在我国传统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仅在细节上略有特异之点。唐、宋以前宫殿庙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现其连续周匝之现象。佛寺之塔，在辽、宋尚有建于寺中轴线上者，至元代以后，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复见此制矣。宫殿庙宇之规模较大者胥增加其前后进数。若有增设偏院者，则偏院自有前后中轴线，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与其侧之正院鲜有图案关系者。观之明、清实例，尤为显著，曲阜孔庙，北平智化寺、护国寺皆其例也。

至于各个建筑物之布置，如古东西阶之制，在元代尚见一、二罕例，明以后遂不复见。正殿与寝殿间之柱廊，为金代建筑最特殊之布置法（6），元代尚沿用之（0），至明、清亦极罕见。而清宫殿中所喜用之“勾连搭”以增加屋之进深者，则前所未见之配置法也。

就建筑物之类型言，如殿宇厅堂楼阁等，虽结构及细节上有特征，但均为前代所有之类型。其为元、明、清以后所特有者，个别分析如下：

（二）城及城楼　城及城楼，实物仅及明初，元以前实物，除山东泰安县岱庙门为可疑之金、元遗构外，尚未发现也。山西大同城门楼，为城楼最古实例，建于明洪武间，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厦向外，与后世适反其方向。北平城楼为重层之木构楼，其中阜成门为明中叶物，其余均清代所建。北平角楼及各瓮城之箭楼、闸楼，均为特殊之建筑类型，甃以厚墙，墙设小窗，为坚强之防御建筑，不若城楼之纯为观瞻建筑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门楼角楼，均单层，其结构装饰与宫殿相同，盖重庄严华贵，以观瞻为前提也。

（三）砖殿　元以前之砖建筑，除墓藏外，鲜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无数砖塔除以券为门外，内部结构多叠涩支出，未尝见真正之发券。自明中叶以后，以筒券为殿屋之风骤兴，如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太原永柞寺（4）、江苏吴县开元寺、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均有明代之无梁殿，至于清代则如北平西山无梁殿（8）及北海、颐和园等处所见，实例不可胜数。此法之应用，与耶稣会士之东来有无关系，颇堪寻味。

（四）佛塔　自元以后，不复见木塔之建造。砖塔已以八角平面为其标准形制，隅亦有作六角形者，仅极少数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拱之施用，亦随木构比例而缩小，于是檐出亦短，佛塔之外轮廓线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线。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层相等收分，外线已鲜见唐宋圆和卷杀，塔表以琉璃为饰，亦为明、清特征。瓶形塔之出现，为此期间佛塔建筑上一新献，而在此数百年间，各时期亦各有显著之特征。元、明之塔座，用双层须弥座，塔肚肥圆，十三天硕大，而清塔则须弥座化为单层，塔肚渐趋瘦直，饰以眼光门，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制变化殊甚焉（4）。

8　北京西山无梁殿

（五）陵墓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门享殿，后筑宝城宝顶，立方城明楼，皆为前代所无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门称裬恩门，享殿称“裬恩殿”；清代改裬恩曰“隆恩”。明代宝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长陵，其平面均为圆形，而清代则有正圆至长圆不等。方城明楼之后，以宝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为清代所常见，而明代所无也。然而清诸陵中，形制亦极不一律。除宝顶之平面形状及月牙城之可有可无外，并方城明楼亦可省却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于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诸陵尤为一律。

清代地宫据样式房雷氏图，仅有一室一门，如慕陵者，亦有前后多重门室相接者，则昌陵（4）、崇陵皆其实例也。

（六）桥　明、清以后，桥之构造以发券者为最多，在结构方法上，已大致标准化，至清代而并其形制比例亦加以规定（82），故北平附近清代官建桥梁，大致均同一标准形式。至于平版石桥、索桥、木桥等，则多散见于各地，各因地势材料而异其制焉。

（七）民居　我国对于居室之传统观念，有如衣服鲜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无存者，故关于民居方面之实物，仅现代或清末房舍而已。全国各地因地势及气候之不同，其民居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盖因构架制之富于伸缩性，故能在极端不同之自然环境下，适宜应用。已详上文，今不复赘。

（八）牌楼　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筑类型。明代牌楼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楼（7）为规模最大，六柱五间十一楼，唯为石建，其为木构原型之变形，殆无疑义，故可推知牌楼之形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旧镇署前牌楼，四柱三间，其斗拱、檐拱横贯全部，且作重檐，审其细节似属明构。清式牌楼，亦由官定则例（83），有木、石、琉璃等不同类型。其石牌坊之做法，与明陵牌楼比较几乎完全相同。

（九）庭园　我国庭园虽自汉以来已与建筑密切联系，然现存实物鲜有早于清初者。宫苑庭园除圆明园已被毁外，北平三海及热河行宫为清初以来规模；北平颐和园则清末所建。江南庭园多出名手，为清初北方修建宫苑之蓝本。

二、细节分析

（一）阶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阶基除最通常之阶基外，特殊可注意者颇多。安平圣姑庙全部建于高台之上（0），较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诸例尤为高峻，且全庙各殿，均建于台上，盖非可作通常阶级论也。曲阳北岳庙德宁殿（9）及赵城明应王殿（1）阶级比例亦颇高。正定阳和楼之砖台则下辟券门，如城门之制（7），明、清二代如长陵裬恩殿（9）、太庙前殿（4）及北平清故宫诸殿（8）均用三层或重层白石陛，绕以白石栏杆，而殿本身阶基亦多作须弥座，饰以雕华，至为庄严华丽。至若天坛圜丘，仅台三层，绕以白石栏杆，尤为纯净雄伟。宫殿阶陛之前侧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御路，不作阶级，但以石板雕镌龙、凤、云、水等纹，故宫太和门太和殿阶陛栏杆及踏道之雕饰，均称精绝。

（二）勾栏　元代除少数佛塔上偶见勾栏，大致遵循辽、金形制外，实物罕见。明、清勾栏，斗子蜀柱极为罕见。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栏杆趋向厚拙，木栏杆较为纤弱。《营造法式》木石勾栏比例完全相同，形制无殊。明、清官式勾栏，每板仅将巡杖以下荷叶墩之间镂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华板仅为一厚石板而已。每板之间均立望柱，故所呈印象望柱如林，与宋代勾栏所呈现象迥异。至若各地园庭池沼则勾栏样式千变万化，极饶趣味（84），河北赵县永通桥上明正德间栏板则尚作斗子蜀柱，及斗子驼峰以承巡杖，有前期遗风，为仅有之孤例。

（三）柱及柱础（85）　自元代以后，梭柱之制仅保留于南方，北方以直柱为常制矣。宣平延福寺元代大殿内柱，卷杀之工极为精美，柱外轮线圆和，至为悦目。柱下复用木（左木右质）石础，如宋《营造法式》之制，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将径与高定为一与十之比，柱身仅微收分，而无卷杀。柱础之上雕为鼓镜，不加雕饰。但在各地则柱之长短大小亦无定则，或方或圆随宜选造。而柱础之制江南巴蜀率多高起，盖南方卑湿，为隔潮防腐计，势所使然，而柱础雕刻，亦多发展之余地矣。

文庙建筑之用石柱为一普遍习惯，曲阜大成殿、大成门、奎文阁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龙柱尤为世人所熟识。但就结构方法言，石柱与木合构，将柱头凿卯以接受木阑额之榫头，究非用石之道也。

（四）门窗（86）　造门之制，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观念及方法上几全无变化。《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板门及合板软门，尤为后世所常见。其门之安装，下用门枕，上用连楹以安门轴，为数千年来古法。连楹则赖门簪以安于门额，唯唐及初宋门簪均为两个，北宋末叶以后则四个为通常做法。门板上所用门钉，古者仅用以钉门于横楅，至明、清而成为纯粹之装饰品矣。

屋内福扇所用方格球纹、菱纹等图案，已详见于《营造法式》，为明、清宫殿所必用。《营造法式》所有各种直棂或波纹棂窗，至清代仅见于江南民居，而为官式所鲜用。清式之支摘窗及槛窗，则均未见于宋、元以前。在窗之设计方面，明、清似较前代进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纹样，较北方精致纤巧，颇多图案极精，饶有风趣者。

长春园欧式建筑之窗均为假窗，当时欧式楼观之建筑，盖纯为园中“布景”之用，非以兴居游宴寝处者，故窗之设亦非为通风取光而作也。

（五）斗拱（87）（图4）　就斗拱之结构言，元代与宋应作为同一时期之两阶段观。元之斗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杠杆作用，补间铺作朵数尚少，每间两朵为最常见之例，曲阳德宁殿，正定阳和楼所见均如是。然而柱头铺作耍头之增大，后尾挑起往往自耍头挑起，已开明、清斗拱之挑尖梁头及溜金斗起秤杆之滥觞矣。

明、清二代，较之元以前斗拱与殿屋之比例，日渐缩小（9）。斗拱之高，在辽、宋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仅为柱高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补间铺作日见增多，虽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坛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长陵祾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后明、清殿宇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八朵，几已成为定律。补间铺作不唯不负结构荷载之劳，反为重累，于是阑额（清称额枋）在比例上渐趋粗大；其上之普拍枋（清称“平板枋”（88）），则须缩小，以免阻碍地面对于纤小斗拱之视线，故阑额与普拍枋之关系，在宋、金、元为“T”形者，至明而齐，至明末及清则反成“凸”字形矣。

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后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观念而仅以材之宽为斗口。其材之高则变为二斗口（二十分），不复有单材足材之别。于是柱头枋上，往往若干材“实拍”累上，已将栔之观念完全丧失矣。

在各件之细节上，昂之作用已完全丧失，无论为杪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谓之“起秤杆”之溜金斗，将耍头或撑头木（宋称“衬枋头”）之后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层相叠，如一立板，其尾端须特置托斗枋以承之，故宋代原为荷载之结构部分者，竟亦沦为装饰累赘矣。柱头铺作上之耍头，因为梁之伸出，不能随斗拱而缩小，于是梁头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显庞大之状，而挑尖梁头遂以形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