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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第2页）

考宋诸帝土木之功，国初（太祖庙960—976年）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如太祖诏“于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52）以赐蜀主孟昶；又于“朱雀门外建大第甲于辇下，名礼贤宅，以待钱俶”（53），及“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54），皆为豪举壮观。及太宗世（976—997年），规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启圣院，“六年而功毕，殿宇凡九百余间，皆以琉璃瓦覆之”（55）。又建上清太平宫，“宫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56），实启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宫殿之端。其他如崇文院、三馆、秘阁之建筑，“轮奂壮丽，冠乎内庭，近世鲜比”（57）。“端拱中，开宝寺造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锡上疏曰：众谓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帝亦不怒”（58）。画家郭忠恕、巧匠喻浩，皆当时建筑人才，超绝流辈者也（59）。

真宗朝（997—1022年）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作玉清照应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谓为修宫使，调诸州工匠为之，七年而成”，不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丽制作。所用木石彩色颜料均四方精选（60）。殿宇外有山池亭阁之设，环殿及廊庑皆遍绘壁画。艺术之精，冠于北宋历朝宫观。殿上梁曰“上皆亲临护……工人以文缯裹梁，金饰木，寓龙负之辂以升……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咸赐以衣带金帛”（61）。此宫兴作之严重，实为特殊，此后真宗其他建置莫能及。但“南董门外奉五岳之会灵观，及大内南，奉圣祖之景灵宫——（宫之南壁绘赵氏事迹二十八事）——则皆制度华美，均以丁谓董其事。京师以外，宫观亦多宏大，且诏天下州府，皆建道观一所，即以天庆为名”（62）。

仁宗之世（1023—1063年），夏始自大，屡年构兵，国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务重修。明道元年（1032年），修文德殿成，宫中又大火，延烧八殿，皆大内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宁、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发四路工匠给役，又出内库乘舆物及缗钱二十万助其费”（63）。先此两年（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照应宫因雷雨灾，时帝幼，太后垂帘泣告辅臣，众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64）。于是宫不复修，仅葺两殿。二十五年后（至和中），始又增缮两殿，改名万寿观，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现存之开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罢修寺观（65）。欧阳修上疏《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云：“开先殿初因两条柱损，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有零。又有睦亲宅，神御殿……醴泉观……等处物料不可悉数……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百余处……使厚地不生他物，唯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又云：“……累年火灾，自玉清、照应、洞真、上清、鸿庆、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并皆焚烧**尽，足见天厌土木之华侈，为陛下惜国力民财……”（66）终仁宗朝四十年间，焚毁旧建，与重修劳费，适成国家双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仅四年（1063—1067年），土木之事已于司马光《乞停寝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中见其端倪（67）。盖是时宫室之修造，非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时以土木之宏丽取悦上心。人君之侧，实多如温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内以营私规利”之人也。

神宗（1067—1085年）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强国富民为目的，故“宫室弗营，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68）。所作盖多衙署之建置：如东西两府（69）、御史台（70）、太学等（71）皆是也。元丰中，缮葺城垣，浚治壕堑，亦皆市政之事（72）。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宫中，及宫外诸寺观，未合礼制，故创各帝原庙之制。建六殿于景宁宫内，以奉祖宗像，又别为三殿以奉母后（73）。熙宁中，从司天监之奏，请建中太一宫，但仅就五岳观旧址为之（74）。遵故事“太一”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国民受其福”（75），实不得不从民意。太宗建东太一宫四十五年，至仁宗天圣建西太一宫，至是又四十五年也（76）。

哲宗（1086—1100年）制作多承神宗之训，完成御史台其一也。又于禁中神宗睿思殿后建宣和殿。末年则建景宁西宫于驰道西（77），亦如神宗所创原庙制度，及崩，徽宗及位续成之。宫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庙为首，哲宗次之（78）。哲宗即位之初，宣仁太后垂帘，时上清太平宫已久毁于火，后重建，称上清储祥宫，以内庭物及金六千两成之（79）。苏轼承旨撰碑。碑云：“……雄丽靓深，凡七百余间……”宫之规模虽不如太宗时，当尚可观。

迨徽宗立（1101—1125年），以天纵艺资，入绍大统，其好奢丽之习，出自天性。且奸邪盈朝，掊剥横赋，倡丰亨豫大之说（80），故尤侈为营建。崇宁大观以还，大内朝寝均丽若琼瑶，官苑殿阁又增于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1113年）辟延福新宫于大内之北、拱宸门外；悉移其他供应诸库，及两僧寺、两军营，而作焉”（81）。宫共五位，分任五人，各为制度，不务沿袭。其殿阁亭台园苑之制，已为艮岳前驱，“叠石为山，凿池为海，作石梁以升山亭，筑土冈以植杏林，又为茅亭鹤庄之属”（82），以仿天然。此后作撷芳园，“称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门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实沿金水河横贯旧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龙江，绝岸至龙德宫，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83）。又做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署，内列亭台馆舍，不可胜计……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宫内……徽宗数从复道往来”（84）。其他如作神霄玉清万寿宫于禁中，又铸九鼎，置九成宫于五岳观后。政和以后，年年营建，皆工程浩大，缀饰繁缛之作。及造艮岳万寿山，驱役万夫，大兴土木；五六年间，穷索珍奇，纲运花石；尽天下之巧工绝技，以营假山、池沼（85）。至于山周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怪石崭崖，洞峡溪涧，巧牟造化；而亭台馆阁，日增月益，不可殚记（86）。其布局缔构颇越乎常轨，非建筑壮健之姿态，实失艺术真旨。时金已亡辽，宋人纳岁币于金，引狼入室，宫廷犹营建不已，后世目艮岳为亡国之孽，固非无因也。

宋初宫苑已非秦汉游猎时代林囿之规模，即与盛唐离宫园馆相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余年间，御苑作风渐趋绮丽纤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后所辟诸苑为甚。玉津园，太祖之世习射、观稼而已。乾德初，置琼林苑，太宗凿金明池于苑北（87），于是各朝每岁驾幸观楼船水嬉，赐群臣宴射于此。后苑池名象瀛山，殿阁临水，云屋连簃，诸帝常观御书，琉杯泛觞游宴于玉宸等殿（88）。“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89），“命群臣赋诗赏花曲宴自此始”（90）。

金明池布置情状，政和以后所记，当经徽宗增置展拓而成。“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东西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西北临水殿……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循，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殿上下回廊……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骑射百戏于此……”（91）规制之绮丽、窈窕与宋画中楼阁廊庑最为迫肖。

徽宗之延福、撷芳及艮岳万寿山布置又大异；朱勔，蔡攸辈穷搜太湖、灵璧等地花石以实之，“宣和五年（1123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坼闸，数月乃至……”（92）盖所着重者及峰峦崖壑之缔构；珍禽奇石，环花异木之积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后以楼阁点缀其间（93）。作风又不同于琼林苑金明池等矣。叠山之风，至南宋乃盛行于江南私园，迄元、明、清不稍衰。

真仁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官方管理之设备及民间商业之建筑，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京师每岁所需木材之夥，使宫民由各路市木不已，且有以此居积取利者（94），营造之盛实普遍民间。

市街店楼之各种建筑，因汴京之富，乃登峰造极。商业区如“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95）。娱乐场如所谓“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夜叉棚、象棚；最大者可容数千人”（96）。酒店则“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入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映……白矾楼后改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97）。其他店面如“马行街南北十几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上元夜烧灯，尤壮观”（98）。

住宅则仁宗景祐中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争尚纷华……室屋宏丽，交穷土木之工”（99）。“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饰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100）。

市政上特种设备，如“望火楼……于高处砖砌……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储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屋一所，容铺兵五人”。新城战棚皆“旦暮修整”。“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101）。

工艺所在，则有绫锦院、筑院、裁造院、官窑等之产生。工商影响所及，虽远至蜀中锦官城，如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亦“作锦院于府治之东……创楼于前，以为积藏待发之所……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102）。

有宋一代，宫廷多崇奉道教，故宫观最盛，对佛寺唯禀续唐风，仍其既成势力，不时修建。汴京梵刹多唐之旧，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开宝三年，改唐封禅寺为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太宗端拱中建塔，极其伟丽”（103）。塔八角十三层，乃木工喻浩所作，后真宗赐名“灵感”，至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塔毁（104），乃于其东，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亦为八角十三层，俗称“铁塔”，至今犹存，为开封古迹之一（105）。又如开宝二年（969年）诏重建唐龙兴寺，太宗赐额太平兴国寺（106）。天清寺则周世宗创建于陈州门里繁台之上，塔曰“兴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顶，仅留三级（107），今日俗称“婆塔”者是。宝相寺亦五代创建，内有弥勒大像、五百罗汉塑像，元末始为兵毁（108）。

规模最宏者为相国寺，寺建于北齐天宝中，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为相国寺，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建资圣阁，宋至道二年（996年）敕建三门，制楼其上，赐额大相国寺。曹翰曾夺庐山东林寺五百罗汉北归，诏置寺中（109）。当时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余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10）。实为东京最大之商场（111）。寺内“有两琉璃塔……东西塔院。大殿两廊皆国相名公笔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112）。

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寺隋开皇创建，初为龙藏寺，宋开宝四年（971年），于原有讲殿之后建大悲阁，内铸铜观音像，高与阁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阁已残破，不堪修葺（113），其周围廊庑塑壁，虽仅余鳞爪，尚有可观者。寺中宋构如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等，亦幸存至今（114）。

北宋道观，始于太祖，改周之太清观为建隆观，亦诏以扬州行宫为建隆观。太宗建上清太平宫，规模始大。真宗尤溺于符谶之说，营建最多，尤侈丽无比。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即建隆观增建为玉清照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115）。“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续昼，每画一壁给二烛，故七年而成……制度宏丽，屋宇稍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刘承珪必令毁而更造”（116）。又诏天下遍置天庆观，迄于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等，作上清宝箓宫。亦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117）。宣和元年，竟诏天下更寺院为宫观，次年始复寺院额（118）。

洛阳宋为西京，山陵在焉。“开宝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阳宫室，太祖至洛，睹其壮丽，王等并进秩”。“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常有迁都之意”（119），臣下谏而未果。宫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门，中日五凤楼，伟丽之建筑也。东、西、北各有一门，曰“苍龙”，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极殿，前有左右龙尾道及日楼月楼（120）。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121），规模可称宏壮。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各门与宫城东西诸门相直，内则诸司处之（122）。京城周五十二里余，尤大于汴京。神宗曾诏修西京大内（123）。徽宗政和元年至六年间（1111—1116年）之重修，预为谒陵西幸之备，规模尤大。“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124）。至于洛阳园林之盛，几与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径第西洛。自富郑公至吕文穆等十九园（125）。其馆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见当时洛阳经营之劳，与财力之盛也。

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李诫作《营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筑规制，较之宋、辽早期手法已迥然不同，盖宋初秉承唐末五代作风，结构犹硕健质朴。太宗太平兴国（976年）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1101年），百余年间，营建旺盛，木造规制已迅速变更；崇宁所定，多去前之硕大，易以纤靡，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间，锐意制作，所本风格，尤尚绮丽，正为实施《营造法式》之时期，现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之永寿寺雨华宫与太原天圣间（1023—1031年）之晋祠等，结构秀整犹带雄劲，骨干虽已无唐制之硕建庞大，细部犹未有崇宁法式之烦琐纤弱，可称其为北宋中坚之典型风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