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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来的一场危机更让他们意识到不转不行。新津的鹌鹑养殖热潮给刘氏兄弟带来了财富，也让他们嗅到了危险。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如果再这样下去，市场很可能会一夜崩塌，到时最受伤的还是农户。就在1986年底，他们与县政府一道行动起来。一封《告全县人民书》在各村的大喇叭里天天播，劝说大家不要再炒鹌鹑。但很多老百姓都不相信，甚至有传言，刘家四兄弟怕别人发财，哄骗人们少养鹌鹑。为了让老百姓信服，四兄弟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将自己养的10万只鹌鹑全部杀死，并对外宣布，再也不养了。

一场危机就此消弭，四兄弟也加快了转型的步子。他们投资400万，建起研究院，成功推出了“1号猪饲料”，希望饲料厂也改建完成，产品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接下来，他们要将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然而，一座险峻的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来自泰国的正大集团。

这家企业同样是一个传奇。1921年，来自广东澄海的青年谢易初到泰国谋生，靠8个银元做菜籽生意起步，逐渐发展起来。谢易初也有四个儿子，分别为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和谢国民。四兄弟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在谢家第二代的领军者老四谢国民的带领下，正大集团成为泰国最大的农牧企业。它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并因赞助中央台的正大综艺节目而家喻户晓。

“言行美好”四兄弟对阵“正大中国”四兄弟。一场好戏正式上演。作为小兄弟的希望公司连连出招，攻势凌厉。

对手的广告语是“正大正大，威力特大”，刘永好鼓捣出的广告语来的更直接：“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猪饲料就是精”。

四兄弟组建多路小分队，进村入户。很快，希望公司的广告语刷满了各村里的墙，他们培育的养猪示范户也成了一个个的活广告。为了扩大影响力，他们承包了四川电视台的空闲广告时段，天天狂轰滥炸，以至于当地人将四川台称为“猪台”。更厉害的是，希望饲料不但每吨便宜60元，而且老百姓可以先试用后付款。

这一通乱拳，让正大很快感受到了威力。它不得不跟进，先是每吨降价20元，然后又推出有奖销售。希望公司也降价20元，并推出中奖率更高的有奖销售。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正大后来更是出了一记重拳：直接降价100多元，球一下子到了刘氏兄弟脚下。跟不跟？四兄弟算了算账，下定了决心：跟！咱们降140元。这一手让正大目瞪口呆。自己的规模远大于对手，如果这样拼下去，损失太大了。无奈之下，正大伸出了橄榄枝，双方坐下来谈和。

经此一役，希望饲料的名声大振，在四川的销量猛增。1991年，销量达到10万吨、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刘永好兄弟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不但为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也让全国的养猪户因降价获益匪浅。

扩张

1990年前后，一股寒风让中国的私营经济感受到了凉意，在运动中常受冲击的企业主们，处于惶惶不安中。浙江台州的李书福将自己冰箱配件厂送给了乡政府，自己跑去上大学。山东临沂的王廷江将价值600万元资产的白瓷厂捐给村集体。

刘家四兄弟也感受到气氛的凝重。干部来调研的少了，执法部门检查的勤了。四兄弟对自己的公司进行了自查，发现税没有少缴，管理也都按制度来。但他们仍然不放心，陈育新拿着一张支票跑到税务局，请税务局随时扣税；刘永好跑到县里，向领导表态，将企业无偿交给政府，他们只做厂长，帮着管理。

刘永好后来说，那段时间，心理压力特别大，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雨。

1992年，开春的暖风吹散了阴云，姓社姓资的争论渐趋平息。中国经济重新驶上快车道。一直心怀忐忑、寝食难安的四兄弟，迎来了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大机遇。

1991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国营企业陷入困境，如何救活这些“老大难”令很多政府头痛。时年30多岁的山东诸城市长陈光来得彻底，把全市近270多家国营或集体企业都卖给了个人。

刘氏兄弟此时已是名声在外，不时有政府向他们“招手”，希望收编当地困难的饲料企业，而希望公司本身的两条生产线已经超负荷生产，亟需扩大规模。

双方一拍即合，希望公司由此开始狂飙突进。1993年，刘永行和刘永好两兄弟分头出击，曾在7天之内，拿下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4家饲料厂。每到一地，他们将自己的模式进行复制，一边建厂，一边进行推广。没有产品，就先从附近的厂里拉过去，等新厂投产，市场已经打开。如此滚动式扩张，很快让希望公司的红旗插遍了全国。两年后，它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超过30家。

分家

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已经越来越大的希望公司，面临着如何开枝散叶。很多企业创始人往往在此过程中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企业本身也可能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刘氏四兄弟的分家却非常平静，平静地会让有些人觉得无聊。

创业之初时，大家一心想着创业，钱谁出的多与少，力谁出的大或小，从来没人计较。为避免夫人“干政”，四兄弟还把老婆们都劝回了家，不在公司任职。

1991年8月，刘氏兄弟注册成立了“成都希望有限公司”，后来又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企业集团。四兄弟在集团内不分高下：大哥是董事局主席，二哥是董事长，老三是总经理，老四是总裁。

到这年年底，希望公司的销售已经突破1亿元，四兄弟对企业的想法也渐渐有了差别。老大刘永言希望回归到自己钟爱的科研上，老三陈育新希望进军地产。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仍然看好饲料行业。其实，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四兄弟并非没有矛盾，但他们最大好处是，能够化解矛盾。他们召开家庭会议，决定对公司的产权进行明晰。他们的分配方式简单粗暴：全部平分，每人一份。这次分家，没有人斤斤计较，也没有纷争吵闹，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

第一次分家后，老大和老三已经各自发展，希望集团的扩张主要由刘永行和刘永好操刀。两兄弟共用一个办公室，办公桌面对面，业务上的事两人一商量就能办，老二签好的文件，推给对面的老四一签，就算通过了。在这一阶段，希望集团四处收购，规模越来越大。1994年底，公司产值达到17亿元。

就在此时，老二刘永行提出分开发展。当初，两兄弟在公司各有分工，不太善于言谈的刘永行主管业务，而更善于与人打交道、性格灵活的刘永好则代表集团，对外参加各种场合。一些政治荣誉也都相应落在他的头上。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获得了大多数商人很难企及的政治地位。刘永好的光芒很难让刘永行没有一点看法。后来，刘永好说起这段历史时，曾表示：“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两兄弟经过历练，已经从互补进化成两个“强人”：刘永行对外越来顺畅，刘永好内部管理也越来越熟悉。刘永行告诉四弟：我们都很能干，凑在一起太浪费资源了。?

最初，其他兄妹也曾劝说过，省里也有领导专门请把他们吃饭，建议不要分家。但刘永行去意已决，如果僵持下去对谁都不好。1995年，四兄弟又坐到了一起，商量二次分家。此时，作为家庭重要纽带的母亲郑康致，在1993年已经过世，但四兄弟在大哥的主持下，依然用简单而富于智慧的方式和平分手。原先属于四兄弟的财产仍旧均分，刘永行和刘永好两人的产业一人一半。对于全国的分公司分割，他们采用了“分的人后选”的办法。由刘永行出方案，刘永好先选。最终，老四选了长江以南区域，老二得到了长江以北区域。为避免自相残杀，双方约定以长江为界，10年内不得越线发展。

分家后，希望集团作为母体依然保留，下设四个二级集团：老大的大陆希望、老二的东方希望、老三的华西希望和老四的南方希望。刘氏兄弟的育种场像一粒种子一样，在这中国的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经过10多年风风雨雨，变成一棵参天大树。而今，大树又繁衍出一片树林。

繁衍

原来的一驾马车如今变成了四驾马车。四兄弟从此走向了不同道路，并在各自领域内，茁壮成长。

儿时就醉心于电子科研的老大刘永言，成立希望电子研究所，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高科技领域。他所研发的森兰变频器在行业内一路攻城掠地，曾连续多年蝉联国产变频器第一品牌。同时，大陆希望集团还进军建筑和酒店行业，旗下拥有多家高档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