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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玛来说，第二天是死气沉沉的一天。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裹着一层浊气，它在事物的表面之上迷蒙浮动，悲伤涌进她的心底，仿佛冬天的风灌进废弃的城堡，发出轻柔的哀号。这是对逝去的惘然追思，这是尘埃落定之后袭来的疲惫，这是所有业已养成习惯的活动被终止、持久的震动乍然中断而带来的痛苦。

就像从沃比耶萨回来之后，四对舞仍回旋在她的脑际，她感到忧郁沮丧、绝望麻木。莱昂不断地重现，更高大、更俊美、更可爱、更缥缈。尽管他已跟她天各一方，但他没有离开她，他就在这里，房子的墙上似乎还留有他的身影。她无法将目光从他走过的地毯上、从他坐过的空椅子上移开。小河仍然在流淌，在平滑的河岸上轻轻地泛起涟漪。很多次他们在这里散步，聆听着波浪声的低语，走在长满苔藓的石子上。他们享用的是多么明媚的阳光啊！多么美好的午后，花园深处树荫下的二人世界！他没戴帽子，坐在一个干木条制成的矮凳上，高声朗读。牧场上吹来的清风撩动着书页和棚架上的旱金莲……啊！他走了，她生命中唯一的魅力所在，唯一可能实现幸福的希望！当初这幸福近在眼前时，她怎么没能抓住呢！当它要溜走时，她怎么没有跪下来，用双手将其挽留呢？她自责当初没有好好爱莱昂，她渴望他的双唇。她只想跑过去追上他，扑进他的怀抱中对他说：“是我，我是你的！”但是一想到这番举动所要面临的困难，她就退缩了；而她的欲望，由于增加了悔恨，变得越发强烈。

从此以后，对莱昂的回忆成了她苦楚的中心，这回忆在燃烧，比俄罗斯荒原上的旅行者遗弃在雪地里的篝火更加炽烈。她扑向篝火，在火边蜷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拨弄着即将熄灭的火源，在四周寻找能添旺火苗的东西。最遥远的模糊记忆同不久前的场景、亲身经历的或是凭空想象的、她日渐消退的对肉欲的渴求、在风中如枯枝一样断裂的幸福愿景、徒劳无果的贞节、落空的希望、家庭的拖累，她将所有这一切都聚拢到一起，全部捡起来，丢进火堆，让她的忧伤越烧越猛烈。

然而，或许是因为燃料本身已经耗尽，或许是堆积过多，火苗小了下来。爱情之火，因离别而一点点熄灭，久而久之，悔恨的火焰也窒息了。这片曾经照亮暗淡天空的火光被更多的阴影所笼罩，逐渐被抹去。在她昏昏沉沉的意识里，她把对丈夫的厌恶当作了对情人的渴望，把灼烧的怒火当作了融融的温柔。可是狂风刮个不停，**燃烧成灰烬，没有任何援助之手，不见丝毫的阳光，四周是完全的黑暗，她迷失在了彻骨的可怕冰冷之中。

于是在托斯特的糟糕日子重新开始了。她觉得现在自己更可怜了：因为她已经品尝过忧愁的滋味，并确定这将是无穷无尽的。

一位甘于做出如此大牺牲的女人，往往会满足于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她买了一个哥特式的跪凳；她一个月花掉十四法郎购买柠檬用来清洁指甲；她写信到鲁昂，就为订一件蓝色的开司米长裙；她在勒赫那里挑选了最漂亮的披巾，将它系在晨衣的腰间；她合上百叶窗，手里拿一本书，就穿这身衣服仰躺在长沙发上。

她还时常变换发型：她按照中国女人的样子，盘成松散的发髻，或编成发辫；她又像男人那样，将头发从头的一侧分出一条线来，让头发在下面打卷。

她想学意大利语：买了几本词典、一本语法书和一沓白纸。她试着阅读一些严肃的作品，或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几次，夏尔在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以为有人来找他出诊。

“我马上去。”他含混不清地说。

然而那只是爱玛划了一根火柴，准备重新把灯点着。可是爱玛读书就跟她做刺绣一样，刚开了头就塞进衣柜。她将它们拿起，又放下，换成别的。

她闹性子的时候很容易做出荒唐的事情来。一天她跟丈夫赌气，说她可以喝大半杯烧酒，结果夏尔傻乎乎地激了她一句，她便将烧酒一饮而尽。

尽管爱玛举止轻浮（雍镇的太太们都这么说），可是她看起来并不快乐，她嘴角僵硬，脸上皱起了老处女和失意的野心家才会有的皱纹。她的脸色煞白，仿佛白床单；鼻子上的皮向鼻孔方向绷紧；眼里无神，心不在焉。她在鬓角上发现了三根白发，就总说自己老了。

她时常感到乏力。有一天，甚至咳出一口血来，夏尔悉心照顾，露出一副焦虑的样子。

“哎呀！”她便说，“这有什么要紧的？”

夏尔躲到自己的诊室里，坐在颅骨标本下面的办公扶手椅里，双肘支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于是他给母亲写信，请求她过来，二人就爱玛的事情一起做了几次长谈。

如何解决呢？她拒绝一切治疗，这该怎么办？

“你知道你妻子需要的是什么吗？”包法利老太太问，“强迫她干活儿，做些手工活儿！如果她像别人那样，被迫自食其力，就不会游手好闲，胡思乱想，这样头昏脑涨了。”

“可是她挺忙的啊！”夏尔说。

“啊！她忙！忙些什么呢？读小说，读乱七八糟的书，读反对宗教的作品，读那些引用伏尔泰的话来嘲笑教士的作品。太过分了，我可怜的孩子，不信教的人最后都会堕落的。”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爱玛看小说。这件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老夫人主动担负下来：等途经鲁昂时，她要亲自去一趟那家租书铺，停掉爱玛的订阅。要是书店老板不听劝告，继续从事这些毒害人心的勾当，别人难道就没有去警察局告发的权利吗？

婆媳二人的告别干巴巴的。一起相处的这三个星期里，除了在饭桌前打打照面，睡前道个晚安，她们之间的对话超不过四句。

包法利老夫人是在一个星期三走的，那一天是雍镇集市的日子。

一大早，广场就被一队两轮大车堵满了，车屁股全都朝地，车辕朝天，沿着房子从教堂一直排到客栈。另一边，是临时搭成的帆布棚，售卖棉布、毯子和羊毛长袜，还有马笼头和成捆的蓝丝带，带子的一头还在迎风招展。粗重的五金制品，摆在地上高高堆起的鸡蛋和一篮篮奶酪之间；黏湿的麦秆从奶酪篮子里伸了出来；在脱粒机旁边，母鸡在平底笼子里咕咕地叫着，将脖子从栏杆中间伸了出来。人群挤在一处，不愿移动，几次险些挤碎药房的橱窗。每个星期三，药房里总是人头攒动，你推我搡，来买药的少，来问诊的多。因为奥梅先生在附近的村镇里可是赫赫有名的。他那副沉着稳重的样子折服了这些乡下人，他们把他看作一位医圣。

爱玛双肘抵在窗户上（她经常如此：在外省，窗户就是剧院和散步的替代品），看着这群熙熙攘攘的村夫野老打发着时间，偶然间她发现了一位身穿绿色丝绒常礼服的先生。他手上戴着黄色手套，脚上却套着结实的鞋套，走向医生的房子，一个忧心忡忡的农夫低着头跟在后面。

“是否能拜见先生？”他向正在门口同费丽茜黛闲聊的朱斯坦问道。

他将朱斯坦当成了医生家的仆人。

“请转告他，拉郁谢特的罗多尔夫·布朗热先生求见。”

这位初来乍到者之所以在他的姓名前面加上贵族地名的称号，并非出于虚荣，而是为了方便彼此相识。拉郁谢特，其实是雍镇附近的一块领地，他刚刚买下那里的宅邸和两座农场，农场由他亲自打理，但是并不怎么上心。他尚未成家，传言他“至少有一万四千里弗尔的年金”！

夏尔走进客厅。布朗热先生把自己带来的人介绍给他，此人想要放血，因为他感觉“蚂蚁爬了一身”。

“这样我能排排毒。”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他一概这么反驳。

包法利便叫人拿来了一卷绷带和一个脸盆，并请朱斯坦捧住脸盆。然后，对那个面色已经发白的乡下人说：

“别怕，小兄弟。”

“不，不怕，”对方回答说，“尽管来吧！”

说完，他装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伸出粗壮的胳膊。柳叶刀轻轻一扎，鲜血喷射而出，溅到了镜子上。

“盆子靠近一点！”夏尔喊道。

“瞧哪！”农夫说，“我敢发誓这就是一座小喷泉！我的血多红啊！这应该是个好迹象，对吧？”